“青睐”初冬走读从文故居

沈从文  一直住在咱北京市中心

　　寻访团员与嘉宾老师合影

　　三位嘉宾聊得兴起（从左至右）：王道、龙冬、杨早

　　沈从文（1902-1988）的前半生以文学著名，后半生以文物研究为业，两种“从文”，人生的三个阶段，作家、教授、学者，都与北京城的文化空气息息相关。北京城就是沈从文学识的培养皿，就是沈从文天赋的探照灯。

　　与当时的万千“北漂”青年一样，毫无收入的沈从文，靠着亲戚、朋友、同乡的涓滴资助，从招待同乡的杨梅竹斜街上的酉西会馆，搬到北大沙滩一带的银闸胡同，在几个大学的周边辗转，听课，写作，投稿……直到他得到郁达夫、林宰平、徐志摩等人的帮助，正式登上文坛，成为小有名气的作家。

　　后来，这位年轻人去了上海。1933年，他带着新订婚的女友，又回到了北京。

　　1933年8月，沈从文租下西城府右街达子营二十八号，9月，在中央公园结婚。一直到1937年离开，沈从文在此期间写下了《边城》《湘行散记》。

　　1946年，沈从文随西南联大复员，从昆明回到北平，并任北京大学文学系教授。沈从文一家住在北京大学的教授宿舍中老胡同32号院。

　　“寻访沈从文故居之旅”，就从景山公园——中老胡同一带开始。

　　本次寻访活动由学者杨早和作家龙冬、王道联合带队，“青睐寻访团”和“阅读邻居”的团友们于10月27日下午1时，在景山公园东门集合完毕。鉴于达子营现已不便参观，以及香山路途遥远，就不纳入这次的寻访路线了，剩下的7个点，最优化的路线设计是：沙滩后街——中老胡同——银闸胡同——东堂子胡同——小羊宜宾胡同——崇文门——杨梅竹斜街。

　　希望与绝望：从北大到北大

　　从景山公园东门出发，沿着景山东街向南走，第一个胡同口，就是沙滩后街。我们跟着杨早停在了一个老宅子前，听杨老师介绍说，这个地方最开始叫四公主府，1898年戊戌维新时创办了京师大学堂。1912年清帝退位，大学堂的存留成了问题，当时的大学堂监督严复经过各种努力，保住了大学堂。大学堂1912年5月更名为北京大学，一直延续到今天。

　　杨早将其称为“全世界最独特的一个大学遗址”。全世界？这口气够大的！团员们等着杨老师往下说，“因为从来没有一个大学是建筑在皇宫旁边的。这所大学也没有围墙。但它处于一个非常中心的位置，没有后花园，旁边景山公园就是它的后花园，没有博物馆，故宫可以做它的博物馆。如果再往远处想，北京图书馆到琉璃厂，都是这所大学的图书馆。”

　　沈从文1923年来北京的时候，这里已经是北京大学的理科楼。有的团友想尝试进去看看，但现在已经是民居，不方便进去打扰。于是我们继续行走，一边想象着：一百年前，和我们走在同一条路上的北大学子，也许就曾与北漂求学的沈从文擦肩而过。

　　京师大学堂旧址对面是西老胡同，顺着西老胡同向南走，向东一拐就是中老胡同，这就到了我们的第二个目的地——中老胡同。1946年从昆明西南联大复员后，中老胡同32号院是很多北大文科教授合住的大院，如朱光潜、冯至、沈从文，等等。

　　这个院子现已无存，我们就站在胡同里，听杨早讲解：“请大家想象一下，这里当时是个非常大的院子，大概住了20多家人，全都是北大的教授。从中老胡同一直走到底，快走到东老胡同的院墙，最东北角上是沈从文一家。沈从文在这里从1946年住到1951年，黄永玉也来住过一个多月。1952年，沈从文离开了北大，到交道口那边去租了个小房子住。”

　　说到中老胡同的方位，有一处变化值得关注。杨早表示，根据沈龙朱先生画的“中老胡同32号院平面图”，中老胡同应该跟东老胡同是平行的，但现在东老胡同已经没有了，胡同的格局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当年院里的教授交往频繁，他们深厚的友谊甚至延续到了子女一辈。王道说，沈从文的两个儿子龙朱和虎雏都曾表示：中老胡同，也许是沈从文居住在北京较为适宜的一处居所，他在这里深思过将来的创作计划，有很强的文学雄心，他甚至与虎雏谈到过做不做“中国的托尔斯泰”。

　　中老胡同对于沈从文本人、他的家庭以及他的后代都影响至深。王道还补充说，有一本书就叫《老北大宿舍纪事（1946—1952）：中老胡同三十二号》，是后代的成长回忆，读起来非常温馨。

　　向东走出中老胡同，眼前赫然便是“北大红楼”，从前是北京大学的文学院，现在是新文化纪念馆。所以我们走的这条路，也就是当年那些住在中老胡同的北大教授，从宿舍去教室时走的路线。

　　与北大红楼隔着一条五四大街，就是银闸胡同。一到这里，我们又进入了沈从文1920年代的“北漂”时光。

　　在1920年代，银闸胡同这一带，完全是靠市场养育起来的“大学城”。杨早指着前方一个门面低矮的小旅馆说：“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像京丰旅馆那样的小房子，当时的学生公寓应该就是这样的。”当年学生公寓的具体情形是怎么样的呢？杨早老师给我们读了一段回忆录，来自1920年代一位叫朱海涛的北大学生：

　　这些小公寓通常是一个不太大的四合院，院中种上点鸡冠花或者牵牛花之类，甚至有时有口金鱼缸，但多半是并不十分幽美的。东西南北一间间的隔得自成单位，里面一副铺板，一张窄窄的小书桌，两把凳子，洗脸架，运气好也许还有个小书架。地上铺着大小不一的砖，墙上深一块淡一块，裱糊着发了黄或者竟是发黝黑的白纸，衬着那单薄、残废、褪色的木器，在十六支灯光下倒也十分调和。

　　那住公寓要多少钱呢？杨早解释，房钱好一点的，大概一个月四五块钱，不好一点的，一两块钱就可以了。茶水、电灯、佣人，一切在内，吃饭除了周围附近的便宜小饭馆之外，还有最便宜的，几分钱就可以吃饱一顿。因此比起上海来说，北京确实是穷学生和穷文人的天堂。北京（北平）为什么能够成为文化城？和它相对低廉的物价有密切关系。

　　沈从文刚到北京的第二个住处就在银闸胡同里，杨早讲道，“沈从文到北京本来是想来投奔他大姐和姐夫，但他来了才发现，清华毕业的姐夫，在北京也混不下去，马上就要回乡了。姐姐、姐夫给他留了一床被子，三十块钱，就走了。另外由于湘西局势的变化，老领导陈渠珍承诺的经费也断了。沈从文刚来北京时，充满了希望，但是第一考大学没考上，第二经济来源都断绝了，被逼无奈之下，才走上卖文之路。”

　　1924年已经陷入经济黑洞的沈从文，是怎么活下去的？王道告诉我们，银闸胡同之所以能够成为北漂文人的聚集地，主要力量还来自于朋友间的守望相助。在苦闷孤立无援之际，1925年沈从文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自白散文《遥夜》，引起了书法家林宰平的注意。沈从文之所以能到熊希龄办的香山慈幼院去工作，就是因为林宰平托梁启超向熊希龄推荐的结果。林宰平是沈从文在银闸胡同这里遇到的第一个贵人。还有一个我们比较熟悉的贵人，就是文坛上赫赫有名的郁达夫。郁达夫先生当年请沈从文吃了一顿饭，走的时候，把口袋的零钱全部塞给他，又把自己的围巾也给他戴上，还写信说，“你来偷我的书，我会吃点安眠药，睡得熟一点，不会把我惊醒的。”其实郁达夫当时也没有多么富裕，但是他愿意向沈从文这样一个陌生的、没有亲缘关系的朋友，伸出援手，倾其所有，这也是那时的文人能够撑下去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