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135】
原标题:历史拾穗人
工人日报—中工网记者 刘旭
每当张景振揣上数码相机,推着“电驴儿”出门,老伴儿就知道他又要去“扫街”了。
66岁的张景振并非摄影爱好者。对他来说,“扫街”的意思是在沈阳城任何一个不起眼的地方去发现可能存在的老建筑。
从“盛京”到“奉天”再到“沈阳”,过去近400年时间,城市三易其名,大量历史物件、建筑散落在山海关外的这片土地上。由于各种原因,它们中的一部分蒙上灰尘,隐藏或被遗忘在角落,直到有人提灯再次把它们照亮。
张景振就是这样的人之一。10多年间,260多位像他一样的文物保护爱好者组成一支队伍,在沈阳城里拾掇、拼装存在于瓦片上、文献里以及人们脑海中的过往记忆。
这群无一例外都不是专业文保工作者的人,称自己是城市历史的拾穗人。
位于一片平房和绿荫中的小礼拜堂,是日俄战争的见证。它的身后,是沈阳城不断拔地而起的高楼。
两小时跨越几百年
采访张景振,最好从骑电动车开始。
立夏后的一天早上,从张景振位于沈阳皇姑区的家中出发,跟着他沿天山路骑行至图门路。老张没用手机导航,轻车熟路地穿隧洞、过铁路,最后到达沈阳市民政局附近。一片平房和绿荫里,一座俄罗斯墓地小礼拜堂藏身其中。
若是没人带路,第一次来的人恐怕很难找到它。
小礼拜堂高约10米,主体建筑呈八角形,由青石砌筑,饰以象征古代武士盔甲的鳞状瓦片,顶上覆盖盔式屋顶,有别于其他大多数斯拉夫式教堂。据考证,小礼拜堂建于1911年。
“这是当时的沙皇俄国为纪念日俄战争所修建的。”张景振说,礼拜堂内部墙壁有四块铜牌,分别纪念战争期间在九连城战役、辽阳会战、沙河会战和奉天会战中阵亡的将士。
张景振解锁电动车,继续沿西塔街向北骑行,来到皇姑区三洞桥北侧。他指着纵横交错的铁轨说,这里是著名的皇姑屯事件发生地。1928年,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乘坐的专列经过三洞桥时,火车被日军预埋的炸药炸毁,张作霖身受重伤不治身亡。“几年前建起的皇姑屯事件历史博物馆就在不远处”。
顺着哈尔滨路向南,从皇姑区穿到和平区,时间也回拨到清朝。“这里曾是皇寺,”张景振说的是始建于1636年的实胜寺,由清太祖皇太极赐建,“可惜现在大部分都是新修的了”。
一路走一路讲,两个多小时中,在不大的一块区域里,多处跨越百年的历史遗迹在老张的指点下一一“现身”。
张景振退休前是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原沈阳化工厂)的工人。因为喜欢精致的老物件,从多年前起,张景振就有意识地收集厂徽、帽徽、胸牌。到现在,光是各式厂徽他就有1500多枚,在家里挂满了整整一面墙。
“藏品”多了,这些小东西背后的故事和文化内涵也引起了张景振的兴趣。慢慢地,从铁西区到沈阳城,从老物件到老建筑,随着关注范围越来越大,老张发现,历史在这座城市无处不在,且相互勾连。
2006年起,张景振开始在沈阳走街串巷寻找历史建筑,“那时候装备落后,用的是胶卷相机,骑的是越野自行车”。
十五六年前,没有微信微博,互联网还不算完全普及。为了弄清自己拍到的不知名的建筑是什么来头,当时已年过50岁的张景振摸索着学会了用电脑。他把照片传上网,真有不少网友前来留言讨论。
2007年,在拍摄沈阳故宫时,张景振遇见了和他一样爱拍老建筑的葛宝全。那之后,二人常常一起“扫街”。再后来,包括张景振、葛宝全在内的9位沈阳人结识在一起,每到周末,他们就相约出发,远至7200多年前的新乐文化遗迹,近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铁西“工人村”。
随后几年,QQ群的兴起让9人“小团伙”逐渐扩大为二三十人的队伍。到现在,张景振等人的寻访足迹已遍布辽宁省的14个地级市。
从小徽章里探究大历史,是张景振多年的爱好。工人日报—中工网记者 王伟伟 摄
张景振收集的厂徽、帽徽和技校校徽挂满了一面墙。工人日报—中工网记者 王伟伟 摄
拍着拍着就消失了
“扫街”累了,老张把“电驴儿”停在沈阳标志性集市老北市附近,就地坐下休息。“你知道几年前小礼拜堂差点‘没了’吗?”喝了一口自带的茶水,张景振突然发问。
2015年5月的一天,张景振“扫街”路过小礼拜堂,见到附近围满了人。一打听,说是该区域拆迁,大家来签字领协议。张景振心里一惊,赶紧上前找到工作人员,询问小礼拜堂将如何处理。
“这是历史建筑,拆迁时准备平移300米。”相关负责人说。
“怎么平移法?”老张听着觉得靠谱,又追问一句。
“拆了重建。”对方回答。
“这叫哪门子‘平移’?”这下张景振急了。
据沈阳市文化旅游广电局今年发布的数据,沈阳市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共计238项313处。早在1986年,沈阳就被国务院授予“历史文化名城”称号。
然而,由于城市建设与发展,一些古迹被高楼大厦、楼堂馆所湮没,再加上产权所有人更替,图纸、标识、文献遗失,有的建筑市民每日路过甚至住在其中,也不知是文物。张景振他们最初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想让蒙尘的文物重见天日。可时间长了他们发现,一些曾经出现在镜头里的老建筑消失了。
2009年初,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于1910年修建的奉天图书馆面临拆除。这座图书馆是日本殖民统治东北时期收集情报研判信息的重要场所,称得上是日军罪证的“活化石”。消息一传出,沈阳当地舆论哗然;远在日本,不少了解历史的老人也为此感到遗憾,并通过网络呼吁保留图书馆。
迫于压力,开发商答应异地重建。然而,新建的图书馆只用了部分原建筑材料,外观也由两层变成四层。“所谓异地重建,应该将一砖一瓦编号拆除,再在新的地址按原貌重建。”文物保护志愿者王泽音说,这样一栋新楼,已完全没有了历史价值。
自那以后,文保爱好者达成共识,无论年代远近,只要是文物,都要尽可能多、尽可能快地拍照片,同时查找、收藏相关文献、图纸和老物件,进行“抢救式”记录。
①奉天图书馆旧址,这是抗战期间日军殖民东北的罪证,也是沈阳唯一一处西班牙风格建筑。余泓 供图
“管不完”的1.3万平方千米
“干啥呢,瞎拍什么?”行至一处如今是办公场所的近现代建筑前,张景振刚举起相机,就被警惕的保安喝止了。
老张不紧不慢地从衣兜中掏出沈阳市文物保护协会专委会成员的工作证,误会很快化解——类似的“尴尬”他经历了太多次。由于没有“身份”,在好几年的时间里,文保爱好者遇到文物被破坏或被拆迁上前阻止时,多半都会遭到白眼,“关你们什么事?”
2007年,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开始,以“9人队伍”为主力的文保爱好者给沈阳相关部门提供了大量的线索和资料。2009年8月,当时的沈阳市文物局聘请张景振等9人为沈阳市个人文物保护义务监督员。在此之前,这样的“监督员”都是政府相关部门。
张景振他们终于“师出有名”了。
有了聘书后不久的一天,张景振骑行“扫街”至张作霖曾经的办公官邸大帅府旧址附近,看到有工人正在凿窗户。眼见民国时期的玻璃被凿碎,“我气得直跺脚”。
一听说张景振是文保监督员,现场负责人立即承诺并在一周内恢复了原状。
“小礼拜堂也是这样保下来的。”张景振说,在他的“监督”下,小礼拜堂“拆了重建”的平移计划被否决。“礼拜堂虽然很小,但它是过往的见证者,不然我们拿什么给后人讲历史?”
监督员的身份虽然“好使”,但面对散落在沈阳城1.3万平方千米土地上的成百上千座老建筑,9个人的力量根本无法实现及时或实时保护。再加之制度上的漏洞,有时候,他们不得不眼睁睁看着文物遭破坏。
②2009年,奉天图书馆拆除消失,它的一部分建筑材料被用于建成了一座四层建筑。余泓 供图
2011年,听说京奉铁路上一座建于上世纪20年代的建筑正在被拆除,张景振和一位年轻记者紧急赶了过去。施工现场安保森严,两人假称是附近学校的校工和老师,以学校建围墙要买砖为由混入其中。
“近百年前建筑上的青砖,4毛钱一块起卖。”说起当时的场景,老张依然感到痛心。同行的记者用烟盒挡住手机拍下了挖掘机推倒建筑的画面,新闻播出后引起相关部门调查。无奈,由于该建筑没能及时列为文物保护单位,已经“无力回天”。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六十六条规定,擅自迁移、拆除不可移动文物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物主管部门责令改正,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这意味着即使拆了一座1500平方米的不可移动文物,开发商被罚的上限也就是50万元。”文保志愿者杨旭说,沈阳许多老建筑都在寸土寸金的地方,有些地段的商铺售价能达到每平方米两万元。“相比于收益,罚款连零头都不算”。
直到现在,张景振家里还留着一块捡回的青砖,他以此提醒自己:要是再早一点,也许就能把老屋子救下来了。
2011年,沈阳120余位政协委员联名提议创立文物保护公益组织。2012年12月2日,当时的沈阳市文物局成立了沈阳市文物保护协会,这在全国是第二家。
③如今仅存的三栋北大营营房,多年来一直被作为普通民居使用。2010年,文保志愿者郑英杰通过对比照片、查阅资料发现了它们。余泓 供图
“专业”的非专业人士
文物保护是个专业的活儿。文保协会会员中有教师、公务员、工人、媒体人,独独就没有文保工作者。
有了“组织”后,怎样从零星发现线索以及简单呼吁变得更专业,成了沈阳文保志愿者的重大课题。为此,文保协会请来沈阳建筑大学原校长、沈阳故宫博物院原院长等专家级人物,给大家“补课”。
“以前总觉得把文物圈起来才是保护,可实际上建筑物长期搁置不用反而更容易失修。”杨旭说,近几年大家的文保意识都在进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协助产权人‘修旧如旧’地利用老建筑,可以让它们存留得更久”。
2018年,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启动“价值研究与传播计划”项目,探索解决我国各级开放文保单位讲解词不到位的问题。作为项目实施城市之一,当时沈阳市级以上文物单位有解说词的不到30处。
沈阳市文保协会主动承接了这项工作,并向全社会征集解说词。
“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张作霖着手创办东北大学。他对奉天省长王永江说,‘不能让东北人没有上大学求深造的机会。不管用多少钱,宁可少养五万陆军,也要办东北大学。’……”
一段关于“东北大学旧址”的生动的讲解词,出自沈阳浑南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员工王学军之手。在解说词汇编书册《讲好沈阳文物故事·传承民族历史文化》中,类似的文字比比皆是。
杨旭在沈阳当地一家媒体工作,用业余时间寻访的过程中,他发现不少历史没有文献和照片,而是留在了当时人们的脑海中。随着老人去世,珍贵的记忆也就消失了。于是借着职业优势,杨旭开始录制口述历史,以此留住沈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1959年,我们厂要研制生产新产品,工艺很复杂,特别是装配和特殊加工工艺,需要专门的技术人员。组织上选了五个人,派去苏联学习,其中就有我。我写信给大姐说,我能有今天,都是读书的结果。母亲要是活着一定也会高兴的,她的儿子有出息了。”
这段录音来自沈阳119厂原副厂长郭俊毅。新中国建立初期,苏联政府给予的援助中的一项就是支持我国工业建设。“沈阳是重工业基地,与苏联的紧密联系在老人的讲述中都得以还原。”杨旭说。
骑行一圈,张景振回到了家,这里也是文保志愿者经常聚会的地方。文保协会是民间公益组织,没有工作经费,平时大伙儿出门都是AA制,想把解说词以二维码的形式与文物“绑”在一起供人获取的计划,也因为资金短缺暂时搁置了。
张景振家中的书柜里收藏着大量与沈阳城相关的文献史料,不少是孤本。这些都是他花“重金”在二手市场淘来的。他的退休金很大一部分花在了老物件收藏和历史建筑研究上,协会里好几个人跟他一样,有人还一直瞒着家里往外花钱。张景振的老伴眼见拦不住,也就随他去,“钱花就花了,只要他高兴、健康就行”。
④“九·一八”事件中,北大营营区是最先开战的地方。图为遭日军破坏后的北大营东部营区。余泓 供图
留给下一代,再下一代……
25岁的战志云飞不太爱说话,但在沈阳市文保协会里,他是个“香饽饽”。每当张景振这样的“老同志”需要搜索文献或是将纸质资料电子化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年纪小啥都会,不会的也学得快”。
战志云飞是沈阳市文保协会里屈指可数的年轻人。缺少年轻血液注入,一直是困扰协会发展的难题。据统计,文保协会会员平均年龄在50岁以上。很长一段时间,1974年出生的杨旭就算是“年轻人”了。
2010年,文保协会会员郑英杰发现了三栋一层砖木结构硬山式建筑,经考证是现今仅存的东北军营所在地北大营营房。1931年“九·一八”事件爆发,北大营是中日两军最早开战的地方。
2019年,北大营营房遗址被批准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相关部门计划将这里建成北大营旧址纪念馆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杨旭组织整理制作了名为《重现北大营》的小册子,用历史影像、现实图景和老地图全面展现了这片充满悲壮色彩的抗战遗迹。
看到北大营旧址被发现的新闻后,33岁的景观设计师艾昊主动联系上杨旭,并在杨旭的建议下设计了北大营遗址公园全景效果图,他说希望这段历史不仅被当代人所知,还要留给下一代,再下一代,再下一代……
在艾昊的设计中,遗址周围恢复90年前的布局,对于无法复建的建筑,采用植物造景手法,用沈阳桧在原始地基平面上进行填充。北大营纪念馆藏于地表以下,屋顶自然形成下凹的纪念广场——“镜”。广场水面树立雕塑,山水石头代表东北的白山黑水,下沉广场代表当年炮轰北大营后形成的弹坑。“提醒人们以史为‘镜’,不要重蹈悲剧。”艾昊说。
张景振家中,有一幅上世纪90年代制的沈阳城区图。外孙李一鸣从几岁起就喜欢缠着姥爷对着地图给自己讲老工厂的故事。
如今,已是中学生的李一鸣开通了短视频账号,里面都是他讲述的历史上的奇闻趣事。2018年,他还被沈阳市城市规划展示馆聘为“小小城市宣讲员”。
在同龄人中,李一鸣算得上爱好“独特”,不过这没有影响他的热情。多年在外“扫街”,张景振的一侧股骨头发了炎,加上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从去年起,他“扫街”的时候少了,跟小孙子一起看书读文献的时候多了。
(本版照片除署名外,均由沈阳市文保协会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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