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9日，云冈研究院成立大会在大同举行。作为山西省政府直属厅级事业单位，云冈研究院承担着云冈石窟保护、监测、研究、展示，统筹云冈学建设发展和区域性石窟保护的职责。一个崭新的学科——云冈学，就这样被高规格正式推出。

　　云冈石窟

　　日本人出版的《云冈石窟》32本报告书。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张向阳

　　多元文化

　　交流交融的典范

　　云冈石窟从北魏建造至今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饱经沧桑。

　　云冈学作为一个概念公之于众，较早是在2020年9月9日，当天山西大同大学云冈学学院和云冈文化生态研究院正式揭牌，对外宣称将着力构建云冈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平台。

　　如果说一家地方性大学成立学院并推出一个学科，影响力尚有不足，那么这次山西省委省政府郑重其事地宣布新组建一家厅级事业单位聚焦于云冈学，并明确表达了全力支持的决心之后，人们有理由可以对此寄予厚望。云冈学会像敦煌学一样，成为一块国际知名的学术高地。

　　云冈石窟位于山西大同。历史记载，云冈石窟开凿于北魏文成帝和平初年(公元460年)，修建时间前后长达60年之久。整个窟群分东、中、西三部分。东部的石窟多以佛塔为主，又称塔洞；中部“昙曜五窟”是云冈开凿最早、气魄最大的窟群；西部窟群时代略晚，大多是北魏迁都洛阳后的作品。云冈石窟现存主要洞窟45个，大小窟龛252个，石雕造像51000余躯，为中国规模最大的古代石窟群之一。云冈石窟的造像大气宏伟，多姿多彩，堪称公元5世纪中国石刻艺术之冠，被誉为中国古代雕刻艺术的宝库。云冈石窟是多元文化交流交融的典范，鲜卑文化、儒家文化、佛教文化、西域文化、古印度文化和古希腊文化等在云冈石窟交相辉映、融会贯通，共同构成了云冈文化的主要内容。云冈石窟于2001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07年被国家旅游局评为首批国家5A级旅游景区。

　　近日，云冈研究院党委书记张焯在接受采访时曾经谈到，云冈和中国其他的文化遗产最大的区别，在于云冈是世界文化艺术主脉的分支。我们在云冈石窟里可以找到希腊、罗马的柱头、柱饰，可以找到两河流域的狮子形的柱头，还可以找到印度式的佛像佛柱的样式，甚至有些装饰图案是古埃及时期的。所以说云冈是世界文化走到公元五世纪时，在中国开放出的一朵绚丽多彩的艺术之花。这是世界文明发展的硕果，像这样的多元文明体现的文化遗产，在全国也不多。这实质上表明，在中国的历史上，存在着多民族的文化交流、交融、交往，这是历史的真实见证，说明中华民族自古就是一个胸襟博大的民族，形成了兼容并包的多元文化，在世界上起着一定的引领作用。

　　云冈石窟到底有多重要?我们看看著名考古学家宿白的评价就能理解:“云冈石窟影响范围之广和影响延续时间之长，都是任何其他石窟所不能比拟的。这种情况，恰好给我们石窟研究者提供了对我国淮河以北的早期石窟(5世纪后半叶到7世纪前叶)进行排年分期的标准尺度。因此，云冈石窟就在东方早期石窟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对它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成了研究东方早期石窟的关键；对它研究的深入与否，直接影响一大批石窟的研究工作……”

　　云冈石窟

　　足以支撑起一个学科

　　考古界与学术界一致认为，仅云冈石窟就足以支撑起一个学科。据张焯介绍，从上世纪初日本伊东忠太博士发现云冈以后，云冈声名鹊起，逐渐在世界上受到重视，云冈学甚至成为一门显学。但是二十世纪上半叶主要是日本人的研究。1938年到1944年，日本京都的一个考察队在云冈待了七年，出了一套16卷32本的大书。在学术界一时兴起一个说法:“云冈在中国，学术在日本。”这个问题一直是中国学者心头的一个痛点。

　　新中国成立后，北大的宿白先生发现了《金碑》，围绕《金碑》对云冈进行分期，进行各个时代的研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云冈的历史经宿先生梳理，逐渐清晰起来。这些年，研究人员按照宿先生的要求，先后出版了《云冈编年史》《云冈词典》等一系列书籍，特别是用了七年时间出版了《云冈全集》，这套全集的系统性、科学性、学术性，全面超越了日本当年的那套书。

　　云冈石窟的研究涵盖历史学、哲学、考古学、民族学、宗教学、文物与博物馆学、旅游管理学、文学等多学科研究。目前，云冈石窟研究已得到国内外学界的广泛关注，研究的重点已从探究云冈石窟在佛教史、艺术史上的重要性发展到了深入挖掘造像艺术和造像背后蕴含的民族融合和文化交流等深层次问题，研究成果不断问世。

　　云冈学主要研究哪些内容，会采用哪些研究方式呢?有媒体从公开的报道资料中，整理出了一些要点。

　　首先是研究对象。简单说，与云冈有关的所有内容，包括云冈石窟自身，云冈地区的历史、地理、文物，以及大同地区的相关情况，与云冈有关的历史文献和碑志材料，等等，都会是云冈学的研究对象。可以说，云冈学当然要以云冈石窟为基础，但也不会仅局限于云冈一隅。

　　其次是涵盖范围。云冈学的涵盖范围也将十分宽广，至少包括石窟艺术、佛教传播历史、一带一路文化交流史、文化学研究、考古学、北魏时期城市及寺院建筑研究、中西方交通史、丝绸之路、游牧与农耕等诸多方面，而且还将充分重视文化与旅游、文物与文创等方面议题。

　　再次是建设模式。云冈学将会采用比较开放的建设模式，汇聚众家之长，广开合作之路。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张庆捷曾提出，云冈学的学科建设，首先要考虑它的研究对象，对象分核心内容和扩展内容两种，前者应该是以云冈石窟佛教、历史、艺术、文化遗产、古建园林、保护传承、地理环境为主要研究方向。考虑到云冈石窟只是个佛教石窟寺院，云冈石窟的产生和发展，它的动力不是云冈石窟的寺院本身，而是位于东部的平城。实际上，云冈石窟是北魏皇室集全国之力兴建的，它是北魏平城政治文化和信仰的产物，因此扩展的“云冈学”内容，理当包括北魏平城的历史文化和北魏时期的所有遗存。它应该涵盖如下领域:一是以云冈石窟为代表的佛教石窟寺院及其宗教艺术；二是平城遗址及其北魏墓葬；三是北朝历史和物质文化研究；四是民族汇聚与北魏族群大数据。

　　总之，年轻的云冈研究院起点很高，加之其具有很好的自身条件，因此它所支撑的云冈学很可能会迅速成为一门有影响力、有吸引力的学科。

　　云冈学的

　　“前辈”显学

　　云冈学尽管是一门有着鲜明地域色彩和研究界限的新学科，但在文物界、考古界，类似的学派已经有不少了。

　　与云冈学最相似的当数敦煌学。所谓“敦煌学”，原本主要是研究藏经洞出土的写本文献，以后逐渐扩大到石窟、壁画、汉简乃至周边地域出土的古代文献和遗存的古代文物。从上世纪二十年代开始，经过近百年的发展，敦煌学已经成为一门国际性显学。敦煌研究院承载了敦煌学研究的任务，长久以来一直是文物界卓尔不群的存在。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张庆捷认为，狭义的“云冈学”在体量或内涵两方面都逊于敦煌学，但广义的“云冈学”完全可以媲美敦煌学。如今，云冈研究院的成立就是参照了敦煌研究院的模式，山西有关方面也并不讳言云冈学就是对标敦煌学的理念。

　　与云冈学比较近似的还有大足学。大足学以巴蜀石窟文化为研究主体，堪称“巴蜀敦煌学”。它以大足地区为中心，覆盖周边及巴蜀地区，以石刻造像为研究主体，兼顾研究该地区丰富文化遗存与历史文化的一门学问。作为区域性的研究学科，云冈学与大足学具有更多的相似性，可以借鉴的地方也很多。

　　与云冈学可以参照的还有故宫学，在2020年7月的“云冈学”建设座谈会上，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吕舟教授认为，除了敦煌学，“故宫学”的发展过程是另外一个可以参考的案例。他认为，云冈学的涵盖范围应该包括石窟艺术、佛教传播历史、一带一路文化交流史、文化学研究、考古学、北魏时期的城市及寺院建筑的研究等。云冈学的核心一定是云冈石窟，还要将大同区域内的历史文化遗存，特别是将北魏平城也作为重要研究对象。

　　“龙门学”“长江学”

　　还在路上

　　云冈研究院的成立和云冈学的正式推出，将会有力推动文物保护与考古工作的发展。有研究人员认为，未来几年有两个地方最有可能开宗立派。

　　位于河南省洛阳市的龙门石窟，是世界上造像最多、规模最大的石刻艺术宝库，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评为“中国石刻艺术的最高峰”，现为世界文化遗产、5A级旅游景区，现存洞窟像龛2345个，造像11万余尊，碑刻题记2860余品。

　　龙门石窟与敦煌、云冈处于一个层级，眼看着“三大石窟”的另两位都已经“开宗立派”，很难想象关心龙门石窟的人们会无动于衷。

　　另外，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证明，长江流域各区域的文明在地位上足可以与黄河文明并列，同样是中华文明的源泉，长江文明区域之广、文化遗址数量之多密度之大，世所罕见。

　　2020年12月，长江文明考古研究院正式落户武汉大学，该研究院为武汉大学与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北省文物局)共建，敦煌研究院原院长樊锦诗教授应邀出任该院名誉院长。

　　长江文明考古研究院希望能促进湖北乃至全国文物考古专业人才培养、文博专家智库建设、学术科研及文物考古成果传播，为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贡献力量。

　　在云冈研究院的带动之下，假如某一天，长江文明考古研究院进一步升格并推出长江学，我们不必感到吃惊。我们相信并期待着，未来在文物保护乃至传统文化领域会涌现出更多类似的机构与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