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古人如何看待“娘炮”?
“小拳拳捶你胸口”“吃桃桃,好凉凉”……某男性网红令人作呕的表演,让“娘炮文化”再成焦点。近日,该网红已被封号。
值得思考的是:两年前,央视曾发声抵制“娘炮文化”,言犹在耳,为何“娘炮”不息?
一般认为,“娘炮文化”始于20世纪初日本ACG(动画、漫画、电游总称)的“伪娘”,直译成汉语即“男少女”,特指貌美男性,日本史上的源义经、后醍醐均属“伪娘”。后来才有了“伪装女性”的含义,是一种腐朽、变态的亚文化,只在小圈子流行,却意外在中国走红。
2010年,某卫视台推出选秀节目《快乐男声》,刘著、童童、赖川等剑走偏锋,使“伪娘”成为年度热词。后数度遭批,可每次都是暂时平静,不久便反弹,且每次反弹,都比原来影响更大。
“娘炮文化”的恶果显而易见。有网友称:“少年娘则国娘。”虽属玩笑,却不无道理:青少年皆成“伪娘”,长此以往,国无可用之兵,野无劳作之民,焉能持久?
不必夸大“男性气质”,尤其不能用“男性气质”来反对性别平等,但也要看到,当一个社会丧失了阳刚、勇敢、坚忍、宽厚、勤劳等品质,就会陷入难以挽回的困境中。史有明鉴,不可不防。
《楚辞》诗句自托美女
“娘炮文化”难禁绝,因其源远流长。至少周朝已萌芽,距今3000年。
老子便主张“尚阴崇母”,提出:“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复守其母。”“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天将救之,以慈卫之。”“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吕思勉先生曾说:“(《道德经》)全书之义,女权皆优于男权,与后世贵男贱女者迥别。”
不仅老子“尚阴”,孔子也不太强调男子气概。虽然他同意“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但更倾向“刚柔相济”“阴阳互补”,主张两性应互相学习,即“执其两端,用其中”“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而不是像孟子那样赞美大丈夫。
老子与孔子的思想与《易传》中“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相通,与西方文明完全不同。
有学者认为,这是周代“男嬖政治”的孑遗。
在《尚书》中,便有“比顽童”的记载。春秋时,晋厉公宠幸胥童、夷阳五、长鱼矫等,引起内乱。在等级森严的贵族制下,普通人想实现抱负,难免靠“男嬖政治”,因此刻意模糊性别差异。
在楚辞中,有不少自托美女的诗句,如“众女嫉余之峨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开启了芳草美人传统,即言芳草、美人比喻志向高洁。这从侧面体现出,“臣即妾”观念已流行,许多臣子以“妾事君主”自励。
三国何晏被斥“服妖”
虽有女性化色彩,但从先秦到汉代,主流仍强调“丈夫气概”。
荀子曾批评楚文化说:“今世俗之乱君,乡曲之儇子(儇音宣,儇子即轻薄刁巧的男子),莫不美丽姚冶(妖艳),奇衣妇饰,血气态度拟于女子。”
《楚辞》中有芳草美人,也有“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
据《东观汉纪》,东汉名臣冯勤的曾祖父冯扬有8子,唯冯勤的爷爷个子矮,不足七尺(1.61米),他长大后,深以为忧,特意给儿子冯泛娶了一位大高个儿的妻子,生冯勤,身高八尺三寸(1.91米)。
三国时诸葛亮是文人,却“少有逸群之才,英霸之器,身长八尺(1.84米),容貌甚伟”。
可汉代末年,突然出现男人女性化风潮。比如三国时魏国名臣何晏,“动静粉帛不去手”,即随时擦粉,被称为“粉侯”。何晏还“好妇人之服”,被傅玄斥为“服妖”(古人认为奇装异服是亡国之兆)。
何晏之外,名臣荀彧喜熏香,“至人家,坐处三日香”;魏明帝曹叡“好妇人之饰”;卫玠则瘦身,“若不堪罗绮”;王衍清肤白,手持拂尘,难分彼此;连曹操都“被服轻绡,身自佩小鞶囊(皮制小袋,拴在腰带上),以盛手巾细物(当时女性才随身带手巾)”;曹植也“傅粉墨堆髻”……当时男人还喜欢刮胡子。
梁朝“贵游子弟……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驾长檐车,跟高齿屐”,以致侯景之乱时,士人多“肤脆骨柔,不堪行步,体羸气弱,不耐寒暑,坐死仓猝者,往往而然”。
林语堂用“女性化”作总结
世界各地初民皆以私人关系附会公共关系,但多套用父子关系、兄弟关系,极少套用夫妻关系,那么,屈原为何自比美人?
学者仪平策在《中国审美文化偏尚阴柔的人类学解释》中提出:这可能与古代中国从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转型时,相对平滑有关。
在早期“狩猎-采集社会”中,先民摄入热量的80%来自采集,主要由女性负责,换言之,是女人养活了族群,养活了男人,遂有母系社会。随着男性劳动占比增加,人类转向父系社会,但生产方式不同,女性贡献率亦不同:渔猎,29%;牧业,46%;早期农业,77%;集约化农业,33%。
女性在早期农业中贡献率高,所以原始农神多女性。随着华夏民族进入集约化农业,女性地位下滑,但速度远不如渔猎、牧业为主的社会。且古代中国长期是小农经济,家庭是生产主体,土地分配“过碎化”(在欧美,上万亩农场常见,而中国超百亩即大庄园),及集约度不足,女性地位下滑也慢。
弗洛伊德曾说:“神圣的东西从根源上说,不过是那位原始父亲的、未曾遗忘的意志。”可在中国文化中,仍保留了上古文化中的“母性崇拜”。儒家强调孝,子女不仅绝对服从父亲,也绝对服从母亲。
林语堂先生曾说:“中国人的心灵在许多方面都类似女性心态。事实上,只有‘女性化’这个词可以用来总结中国人心灵的各个方面。”这是用西方尺度来评判东方,但揭出了二者区别。
战乱时代为何越来越“娘”
王瑶先生说:“在魏晋,其风直至南朝,一个名士是要他长得像个美貌的女子才会被人称赞,病态的女性美是最美的仪容。”
三国魏晋南北朝是战乱时代,需要英雄,为何这种审美观反而盛行?
首先,有宗教色彩。佛教提出“相好庄严”,具体为“三十二大丈夫相”“八十种随形好”,如“纤长手臂指”“皮毛柔软细”“面色如莲花”等,都有女性化色彩。
其次,派系斗争激烈。锋芒毕露者易受害,推崇“男性文化”,纯属自找麻烦,只好人人装“娘炮”。
其三,阶级炫耀。东汉末期,士林已兴傅粉之风,汉代选官用察举制,士人得高官推荐,才能晋身。随着豪门逐渐掌控推荐权,阶层渐固化。贵族子弟刻意突出面白、筋骨弱,与普通农民不同,以彰显身份。
其四,与诗歌传统紧密结合。在古代,贵族须接受经典教育,而中国古典文学长期是封闭式传承,形成模式化,历代沿袭,成为定式。前人的“娘炮”,常被后人放大,形成传统。
《楚辞》中不少作品模拟了女性口吻,被列入教科书后,汉代司马相如的《长门赋》率先仿作,继而曹植的《美女篇》《洛神赋》、繁钦的《定情诗》皆属同道,至唐朝李白的《玉壶吟》《梁甫吟》、白居易的《太行路》、李商隐的《无题》,乃至宋朝晏几道、欧阳修等人的词,都借用了女性口吻。
在传承中,屈原“以夫妻隐喻君臣”的色彩渐被阉割,后来诗人不敢与君主对等,只能戏仿女性的语言、心态、情感等,自然是越来越“娘”。
观音像成了风向标
唐初尚武,可从中唐起,时代精神已不在马上,而在闺房(李泽厚先生语),因武则天为篡位,大兴佛教,其中观音“从男变女”,堪称风向标。
在古印度佛像中,观音一直是男身。《法华经》称观音是:“善男子,若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受诸苦恼,闻是观世音菩萨……”《华严经》则说:“勇猛丈夫观自在,为利众生住此山。”
中国早期观音塑像也是男身。明代胡应麟说:“今塑画观音者,无不作妇人相。考《宣和画谱》。唐宋名手写观音像甚多,俱不饰妇人冠服……唐以前塑像亦不作妇人也。”
有学者认为,武则天为女性篡位做舆论准备,所以将观音塑成女身。其实,唐末五代始有女观音像。武则天自称弥勒佛转世,连弥勒佛都没塑成女身,哪里轮到观音?
问题的关键在于,随着唐朝高层丧失斗志,世风转向奢靡,男性人格渐无用武之地,女性则沉迷于佛教造像。龙门石窟中,约1/3观音像是女性出资,隋唐造像记录中,约1/4是女性出资。
唐朝佛像日渐女性化,不仅观音成了女身,文殊菩萨也被塑造成近似女身。唐代高僧道宣法师说:“自唐来,笔工皆端严柔弱,似妓女之貌。”
唐后期战乱不已,致宋代文人歧视军人,以文弱为美,体现在宋词中,女性口吻成了主流。李清照挖苦王安石、曾巩“若作一小歌词,则人必绝倒,不可读也”。不可加入男性议题,已成写词“规范”。
明清两代均受困扰
明清两代初期尚武,可到中后期,都遭遇“娘炮文化”。
据《见闻杂记》载:“至万历十一年(1583年)间,学道巡湖,民生俱红丝束发,口脂面药,廉耻扫地。”“孰闻二十年来,东南郡邑,凡生员读书人家有力者,尽为妇人红紫之服,外披内衣姑不论也。”
明初极重礼教,随着财富增长,社会、制度设计未同步跟进。大量读书人发挥不了才干,只好沉浸在奢靡与享乐中,社会各阶层亦趋向流氓化。明亡清兴时,江南已是“出门必带刀,远行必受害”。
清代中后期,遭遇了同样困境,在小说《红楼梦》中,男性角色女性化,不仅“风流俊俏”,且怯懦、动辄脸红、经常流泪。倒是女性多有男子气概,林黛玉的至情至性,薛宝钗的大气,贾探春的果断,王熙凤的狠厉……除了《红楼梦》,在《聊斋志异》《儿女英雄传》等作品中,“男性危机”也全靠女鬼、女侠来拯救。
社会学家科尔伯格认为,儿童性别角色确认分三阶段,即:基本认同、稳定阶段、坚定阶段。任何一个阶段有偏差,都可能让儿童产生错误的性别认识。
中国戏剧从南北朝起,便有女扮男装之习。北齐《踏谣娘》戏即“丈夫着妇人衣,徐行入场”,唐代称“弄假妇人”,宋代称“装旦”,明清称“反串”。为追求戏剧效果,女驸马、女将军、女宰相等横行,误导了年轻人的性别认识。
从历史看,哪个时代“娘炮文化”兴起,文化就出现问题。抵制“娘炮文化”,正在其时。(蔡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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