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诸多企业为疫情之后的复工复产忙碌时，上海浦东新区金桥开发区内的一家电子有限公司却遇到了麻烦。

　　为企业带来麻烦的是厂里的一名技术人员朱先生。朱先生平时工作表现算不上出色，但至少也不差。然而，去年过完年，企业正式复工之后，朱先生的种种表现却让人有些琢磨不透。

　　“去年过年后，因为疫情防控，企业的一线员工无法到岗上班，公司便组织了部分管理层和技术人员轮流当班。在此过程中，很多同事都反映朱先生精神状况不太好。”据企业反映，朱先生精神出现异常的导火索是一次设备故障，因为这一次故障，生产出了大量残次品，当时公司的领导和同事多少都有些责怪，而这些责怪在朱先生看来却是周围有人加害于他。

　　从那以后，每天到公司上班，朱先生都有些精神恍惚，与周围的同事、领导也是话没说上两句就争执开了，不仅如此，他还总是疑神疑鬼，感觉公司处处是陷阱，每做一件事都是有人故意布局陷害他。朱先生的表现已经严重影响到了公司的正常生产，于是，人事经理找到了他，希望他能到医院先行就诊，等精神状况恢复之后再来上班。

　　或许自己也感觉压力过大，朱先生去了医院精神科就诊。经诊断，他患有重度抑郁症，无法进行正常的工作。得知此消息后，公司希望他能积极治疗，治疗期间可以支付病假工资，而朱先生却希望公司能为他申报工伤，两者间存在严重的需求差异，导致矛盾一触即发。

　　2020年5月的一天，一场略显特殊的调解会在金桥开发区总工会的会议室内开始了。与过去无数次的调解不同，这一次，调解现场多了两位心理咨询专家。

　　两位专家拥有绝对的主导权，根据现场的情况变化，他们有随时叫“停”的权利，而这在过去，还从未尝试过。

　　金桥开发区总工会的阮晓吉是这次案件调解的主要负责人，在调解过程中，引入心理咨询专家也是他的主意。他告诉记者，在开发区总工会收到该争议时，他们就通过调查了解到，朱先生在年前与妻子离异，之后由于疫情影响，学校不能开学，家中小孩无人照看，且企业在疫情期间生产任务反因缺人更显繁重，导致其抑郁症状加重，精神上便出现了幻觉和臆测。这样一来，如何在朱先生精神清醒的状况下进行争议调解就成了一门技术活儿。

　　“我们收案后，考虑当事人的精神状态，立即引入专业心理咨询师，参与接待。在面谈过程中，心理咨询师全称陪伴，实时评估职工案主心理状态。在确认案主认知、逻辑、精神等方面无明显异常的情况下，再决定接案、建立专业关系。”阮晓吉透露，在之后的整个调解过程中，也得益于心理咨询师的介入，让矛盾在一个较为缓和的气氛中得到了化解。

　　经过循循善诱的劝导和法律普及，朱先生慢慢意识到，他与企业之间的矛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自身离异后心情抑郁造成的幻想和臆测。因病休假，只能享受职工医保待遇，并不属于工伤范畴；而另一方面，企业也能以同理心考虑职工的实际需求，结合自身人力资源成本的负担考量，认可了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并支付尽可能高的经济补偿金的做法。

　　除此之外，开发区总工会的工作人员还帮助朱先生，向户籍所在地申请了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子女低保等社会救助，缓解了朱先生因解除劳动关系造成的经济压力。

　　这一次争议的顺利结案有其个性特点，引入心理咨询师参与劳动争议调解的做法，为今后越来越复杂的争议处置提供了思路。（据《劳动报》报道 文 李轶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