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磊

　　列支敦士登的友人寄来拜年邮册，打开一看，深红色牛图案的四方联票映入眼帘。这是列支敦士登为中国辛丑年（牛年）发行的特种邮票，设计者采用中国剪纸的形式，将一头温良和顺的黄牛置于充盈着鲜花和果实的圆盘之中，圆满吉祥的寓意一目了然。这是一个很中国风的设计作品，毫无疑问会受到集邮爱好者的追捧。

　　李可染画牛

　　一

　　剪纸艺术在中国民间源远流长，逢年过节人们会用剪纸来装点生活。农业社会时代，刺绣、剪纸也是妇女的一项劳动内容。那时，剪纸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生存技能。剪纸所用的地方非常多，最常用的是给刺绣打底。打底的剪纸外形会随所绣的部位而变化，光绣鞋就有鞋面、鞋帮、鞋垫、鞋底，鞋面还会有单脸鞋面和双脸鞋面，因为位置不同，花样造型都会有所变化。而在窗纸上贴上各种各样的剪纸，就成了窗花。每到春节，家家户户都换窗纸贴窗花，开开心心过年。

　　牛是中国传统剪纸中非常重要的角色。农耕时代，牛是人们最重要的生产工具，其形象的重要程度仅次于龙凤等带有信仰性的图腾。而牛又是可见的动物，就像鸡鸭猪狗一样生活在人们周边，组成共同的生活圈。所以，牛的形象介于龙凤与鸡鸭猪狗之间，扮演着“温良恭俭让”的角色，这个角色既有审美性，又有社会性。中国幅员广大，地区文化差异也大，剪纸中牛的形象自然也就多种多样。

　　陕西延安的剪纸也叫陕北剪纸，以粗犷概括、异想天开见长，剪纸里的动物形象都有系统而神秘的象征，传递着某种远古的信息。那里剪出的牛大多肥脸短角，一看就是当地的黄牛。牛的正面和侧面虽然合在一起，但看起来并没有什么不妥。牛的鼻子、眼睛都被剪成对称开放的花朵，身体、大腿、屁股上穿插着桃子或牡丹的图案，这是远古生殖崇拜的遗存，更是对美满生活的期许。油画家靳之林先生曾经回忆：“在陕北有这样的谚语：会生孩子就会剪纸、上炕剪刀下炕镰。1978年，我在延安地区文化馆工作，我们组织了全区13个县市的民间剪纸大普查，农村妇女大都会剪纸……1997年，我重回陕北后，在黄河畔的延川县组织了全县的民间剪纸大普查，延川6万人口，在约3万妇女中，仍然有15000人会剪纸。但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深入，农村妇女放下剪刀，一夜之间如雨打梨花落，窗花从窑窗上消失了。”

　　在山东高密有一个传说：汉武帝爱妃李夫人不幸去世，汉武帝悲痛欲绝，日夜思念。有人报告齐地高密有个叫少翁的人善招魂，不妨请他把李夫人招回来。汉武帝即命少翁前来招魂。少翁用纸剪出李夫人的影像，夜晚在一顶方帐中点起灯烛，映出真人一般的李夫人。汉武帝远远看见，更加悲伤：“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姗姗其来迟？”据说这就是高密剪纸的起源。

　　高密是儒家文化传承深厚的地区，这里的剪纸的题材尽管也是飞禽走兽、花鸟鱼虫、才子佳人，但侧重呈现的是人的生活而不是神秘的信仰。所以高密剪纸的形象比较注重审美的概括，而较少象征性的表现。点线面的布局严谨而不失生动，程式化的锯齿纹、月牙纹、水波纹、弧形线、弦线、圆点等成为高密剪纸的表现特色。高密剪纸的牛犄角圆大，是源于水牛的形象，相较于陕北剪纸的牛要文雅细腻得多。

　　二

　　开封市北郊有个铁牛村，村里安放着一尊犀牛坐像，是明代著名政治家于谦命人铸造的镇河铁犀。铁犀高2.04米，围长2.66米，形制类似同时代的石雕坐狮，只是狮爪换成了牛蹄，狮头换成了犀牛头。这尊铁犀昂首挺胸，抿嘴睁目，翘起犀角指向黄河。它那浑圆的身体、稳健的坐姿、通体的铁黑，无不显示出雄健的体魄和豪迈的气概。铁犀坐南向北，面对着奔腾咆哮的黄河，似乎在咀嚼着历史的悲情。

　　于谦以善治和清廉著称，他任河南巡抚时着力治理黄河水患。当时的百姓认为，黄河泛滥是因为河妖作怪，只有铸造一尊铁犀，才能镇服它。为增强百姓的治黄信心，明正统十一年（公元1446年），于谦命人铸造了镇河铁犀，安放在黄河岸边新建成的回龙庙中。于谦亲撰《镇河铁犀铭》，铸其文于犀背，现在铁犀的脊背上还依稀可见当年的文字。

　　以牛镇河是中国文化的习俗。现在可见的最早的镇水牛是相传为战国秦人李冰治水时所凿的石犀牛。这尊犀牛历经两千多年的风化水蚀，已经肢缺体残，然而其造型和材质所构成的霸悍之气依然呼之欲出。中国历代都雕刻或铸造镇水牛，然而大部分牛塑像都被滔滔洪流席卷而去，现存为数不多的唐、宋、明、清各时代的牛像都被作为文物保存起来。今天，我们欣赏这些牛塑像的雕刻和铸造艺术同时，也认识到科学地看待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才是人与自然相处之道。

　　三

　　宋代苏东坡曾经写过一篇《书戴嵩画牛》：蜀中有杜处士，好书画，所宝以百数。有戴嵩《牛》一轴，尤所爱，锦囊玉轴，常以自随。一日曝书画，有一牧童见之，拊掌大笑曰：“此画斗牛也。牛斗力在角，尾搐入两股间。今乃掉尾而斗，谬矣。”处士笑而然之。古语有云：“耕当问奴，织当问婢。”不可改也。

　　戴嵩是唐代著名画家，以善画水牛著称，然而大师出手却犯低级错误。正如牧童所说：“牛角斗时力量凝聚在角上，尾巴是夹在两股间的，怎么还能甩尾巴呢？”苏东坡写文章大有调侃名家的意思，也说明艺术表现应该符合自然生命的基本规律，否则还不如牧童、村姑。

　　不过，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戴嵩《斗牛图》中大水牛的尾巴是夹在两股之间的。清代乾隆皇帝还在画上题了一首诗：“角尖项强力相持，蹴踏腾轰各出奇。想是牧童指点后，股间微露尾垂垂。”

　　戴嵩的老师韩滉，也是一位画牛名家，更是一位颇有政绩的大官。韩滉出生在京兆长安，是北方人，所以他画的是北方的黄牛。故宫博物院所藏韩滉《五牛图》就是少有的传世唐代真迹。《五牛图》为黄麻纸本，纵20.8厘米，横139.8厘米，在横卷上画了五头体型、神态各异的黄牛。从右至左，第一头是意态悠闲的壮年黄牛，它一边嚼着草食一边在杂木旁蹭痒，惬意而放松；第二头是身躯壮大的黑白杂花牛，它翘首摇尾，步履稳健，悠然自得；第三头是筋骨嶙峋的深色老牛，它纵峙而鸣，白嘴皓眉，老态龙钟；第四头是躯大体硕的青壮黄牛，它峻角耸立，回首而顾，若有所思；第五头是体浑皮厚的持重老牛，它络首而立，体态丰厚，凝神若有所思。画中的每一头牛都栩栩如生，呼之欲出。有一则传说：韩滉与友人谈论绘画之事，友人问：“近来论画者谈及驴、牛和马，皆认为是常见之畜，最难状貌图形，不知吾兄有何高见？”韩滉答：“此话有一定道理，因牛马都是人们熟悉的家畜，平日所常见，画家稍有不慎，或者偶有误笔，人们就能发现，所以一般画家都不涉及此类题材。不过，我以为自古迄今，农事为天下之本，而耕牛则为农家之宝。只要画家能够细心观察，还是可以画出特色的。”友人听了频频点头，赞同其独到见解。

　　四

　　当代画牛最为著名的艺术家当数李可染，白石老人曾经称赞李可染画的牛：“心思手作，不愧乾嘉间以后继起高手。”

　　李可染最初画牛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当时的李可染既有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又有忧患中不忘艺术的敬业精神，他受重庆水牛和牧童形象的启发，用水墨画牛寄以情怀。郭沫若见后即提笔赋诗：“落拓悠闲感，泱泱大国风。农功参化育，气宇混鸿蒙。知足神无馁，力充度自雄。稻粱麦黍稷，尽在一身中。”以牛为“国兽”，通过诗画盛赞牛的品格，阐发牛在精神上的象征意义，鼓励民众坚持抗战。

　　李可染一生都在画牛、牧童和大自然。在他的画里牛、牧童和大自然的互动与映衬构成了丰富多彩、变幻无穷的诗意画面。在他的笔下，有两头蛮牛在大树下相互角力；有牧童倚着牛背对着小鸟朗读诗文；有牧童与老牛在风雨中彼此护卫；有老牛载着吹笛的牧童在夕阳下悠然戏水……中国文化中诗意的场景，在李可染的笔下拓展开来，牛、牧童和大自然的融合成为人们追寻心灵宁静、和谐、超然的梦幻图式。

　　李可染将自己的画室题作“师牛堂”，把牛的品格、气质、形象作为自己为人处世的榜样，他说：“牛也力大无穷，俯首孺子而不逞强……”李可染画牛也是画自己，“温良恭俭让”是他人格的底色。

　　今天，我们艺术创作的手段更为丰富了，远在纽约的朋友通过微信发来一张他收藏的铜像《牧童与牛》的照片，上面写着“牛年大吉，扭转乾坤”。显然，照片是通过艺术滤镜处理过的，这也就成了他个人创作的艺术贺年卡。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自己的艺术贺年卡，无论是剪纸、画画、捏面人，抑或电脑编图、随手拍照都能传达我们美好的祝愿，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人人都是艺术家”。

　　（作者单位：上海戏剧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