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艺术乡建”：（引题）

　　艺术家与乡村并非偶然的情缘（主题）

　　□羊城晚报记者 朱绍杰

　　日前，江西画院美术馆正式揭幕，伴随美术馆开幕的是一场名为《乡村建设：建筑、文艺与地方营造实验》的大型乡建主题展览。展览从乡村的空间、人文与社群三个维度出发，呈现22组参展人在乡村工作的具体经验与田野实例，全面而深入地讲述了近十年来艺术家对乡村建设模式的探寻。

　　十年前，随着“许村计划”“碧山乡建”等一系列标志性事件的出现，艺术乡建开始进入大众和媒体视野。近些年来，国家大力推进乡村振兴，各种乡建类展览、项目以及大地艺术节此起彼伏，从早期的星星之火到现在呈燎原之势，“艺术乡建”俨然已经成为当下最大热词和社会焦点。

　　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中央美术学院院长范迪安认为，要因地制宜，因势造型，深度挖掘乡村与艺术的内在潜质，在艺术建设中凸显地域性和创新性，形成乡村新的文化景观。

　　广东青田

　　“乡村变迁——松阳故事”之浙江丽水水文博物馆

　　大地之灯，江西景德镇寒溪村

　　许钦松，中国美术家协会顾问、广东省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

　　艺术与日常生活关系并不遥远

　　2005年的冬天，画家渠岩偶然来到太行山区仅有20多户人家的许村时，他被深深打动了：“许村唤起了我对家乡的感觉。”他当即决定放下自己的画笔和相机，通过艺术行动影响、改变这个村庄。

　　在许村，他修复老房子，操办许村国际艺术节，开办国际艺术公社，靠着艺术家的想象力和激情投入，他制造了一个又一个打破日常壁垒的境遇和奇观，使得当地乡民和络绎而来的中外艺术家互相赞叹和欣赏。如今，许村已成为远近闻名的以艺术推动乡村复兴的样本。

　　策展人左靖是近年来活跃于艺术乡村建设的代表人物。左靖参与乡村建设有三部曲。第一站是在安徽黟县碧山村，那是和艺术家欧宁共同发起和主导的“碧山计划”；第二站是在湘、黔、桂三省交界的百里侗寨，以生态优良的茅贡镇为中心，带动其周边十余个传统村落，合理规划、良性发展，这是保护村寨的自然生态和社区文脉的“茅贡计划”；云南景迈山是第三站，2016年10月，左靖团队接受云南景迈山古茶林保护管理局的委托，开始承接千年万亩古茶林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工作。

　　艺术家和乡村的情缘，在当时看来都具有偶然性，但这背后有必然性，即20世纪以来，在科技力量的驱动下和社会生活激变的浪潮中，艺术观念不断发生颠覆性变革。从现代艺术到后现代艺术，艺术领域呈现出斑斓多姿的景象，其中一个主流的方向是艺术家更多元和深广地拓展着艺术的现实边界。国家层面的乡村振兴计划的开展，为当下艺术向深度、广度拓展提供了新的可能。

　　广东艺术家陈晓阳和银坎保联合有关慈善机构，在广州从化共同合作推进“艺术乡建”项目——源美术馆。该项目以在地艺术创作和交流互助的方式，倡导在地文化创造与再生。他们先后发起了“乐明角柜源流考”“龙眼驻地计划”和“龙眼小说计划”等带有社会学、人类学特点的艺术项目。

　　据陈晓阳介绍，“角柜”项目是源美术馆进行持续性在地工作的隐含线索，在这个普通山村里的一个行将朽坏的木角柜，从样式到色彩都神奇地浓缩了这里的生活与前工业时代之间关系的文化记忆；而源美术馆通过与村民一起修复这样的角柜，并将其带到大城市的美术馆中展出，让村民反思自己所忽略的文化资源，并意识到艺术与日常生活的关系并不遥远。

　　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总馆长王璜生认为，他们的实践是以美术馆及艺术为平台与媒介，建构了乡村个人日常生活的情感与岁月的记忆，让村民通过艺术，重拾生命的记忆及情感碎片，链接这片土地与人的关系。

　　打造可视可感的艺术乡村景观

　　石节子美术馆是中国当代艺术中第一个村庄美术馆，它由艺术家靳勒发起创立。甘肃秦安县是个贫困县，位于秦安县以北五公里锁子峡的石节子村又是秦安县的贫困村之一，人均年收入在2000元左右。由于干旱缺水，完全靠天吃饭。“艺术重要，雨水更重要”，石节子村村民靳女女写下这句朴实而又真挚的话，成为石节子最迫切的现实和梦想。石节子美术馆项目的发起，给村民带来了最直接的收入提升，还有看得见的基础设施改善。

　　有很多计划以“发展旅游、带动经济”的名义，将艺术作品和艺术家生硬地“放置”于乡村，创造出一个可消费的“美丽图景”，却与在地文化脱节、与村民的真实生活和诉求无关。相较于此，石节子美术馆作为艺术介入乡村的实践，其可贵之处或许就在于始终对“雨水”保持敬畏，对“艺术”保持审慎。

　　随之而来的还有意识形态的改变，靳勒也曾在采访中谈起村民的变化：“艺术家和村民的思维时常不在一个频道上，村民考虑富起来，而艺术家希望促进人思考，意识到个人的价值。以前大家（石节子村村民）总是觉得自己比不上外面的人，有时候见到外人连话都不敢说。有了美术馆后，交流多了，他们更了解外面的世界，也自信起来。”

　　把艺术引进到乡村，不仅仅是在当地建美术馆，办艺术节，艺术工作者还可以直接地、亲身地参与到乡村建设当中。从20世纪初留日归来的米迪刚在河北定县翟城村创办农业合作社开始算起，100多年来，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黄炎培等中国志士仁人人为解决现代化过程中的乡村建设问题，筚路蓝缕。近年来，在国家政策的激励下，成千上万的大学教授、文化学者、慈善家、企业家、建筑师、工程师、志愿者纷纷投入到这一历史性的时代变革中。

　　范迪安认为，乡村振兴需要多方学术的合力，既需要深入研究特定的乡土文脉，推动传承传统文化，修复村落文化生态，激活乡村文化的内生动力，也需要通过艺术家在地介入乡村的创作活动来打造可视、可感的艺术乡村景观，更需要将乡村振兴的核心放在人的振兴也就是乡民主体意识的重塑上。只有使乡民们意识到自身文化的可贵与潜力，激发建设家乡的热情，才能真正使乡村建设落到实处，艺术家们的艺术乡建理想也才真正有处可栖。

　　渠岩、左靖等人在大江南北的探索和努力，得到了越来越多的理解、尊重和支持。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艺术人类学研究所所长王建民强调：“艺术家参与乡村建设，有自己独到的价值和功能。他们接续了传统的民间艺术的脉络，并注入了新时代的艺术观念和艺术能量。他们参与乡村建设，有利于彰显乡民创造未来生活的主体性，是更深层次上的文化复兴，是发自乡村内在力量的振兴。”

　　许钦松：对家乡的热爱 未曾改变

　　羊城晚报：乡村的生活经历对您的艺术创作有怎样的影响？

　　许钦松：就我个人而言，从小在乡村田野间感受到大自然之物耳濡目染的熏陶对我后来的创作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艺术创作，尤其是中国山水画创作想要走得更长远，离不开对大自然的切身感悟。我的画面中常常出现“雨”的元素，这种不自觉的刻画就源自于童年对下雨的热爱。大热的天下一场酣畅的雨，凉爽又过瘾，别人都在躲雨，我却把衣服脱掉，跑进田野里，让雨水打在背上，有一点微微的、痒痒的感觉。我认为，乡下长大的孩子对大自然的感悟能力要比城市长大的孩子更强一些，我们光着脚丫脚踏实地感受着土地的温度，在河里游泳，在山上采摘，在田间奔跑，实实在在的生活在大自然之中。因而对于自然变化的感受是最原始的、最直接的、最强烈的。可能对于艺术创作来说，这种捕捉与感受自然的敏感度是从小的乡村生活带给我最大的宝藏。

　　羊城晚报：所以这种体会会直接贯穿在创作之中？

　　许钦松：我的脑海中常有过去生活的场景时时浮现出来帮助我的创作。还记得小时候坐在江边，看着远处太阳下山，落日余晖，晚霞闪烁的星星点点落在江面上。远处天空和江面的那条分隔线现在就在我的山水画里出现了。那样一条地平线是过去传统山水画里所没有的概念，似乎它就是我记忆中儿时在江边所看到的，经过时间和空间的变幻，回到了我的画面之中。

　　羊城晚报：近些年很多创作者、艺术观众生活在城市里，山水画的题材因此发展改变。您怎么看?

　　许钦松：近年来，有声音提出城市山水、都市山水的说法，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建设的结果。中国的传统文化根植于农耕社会，耕读即成为文人士大夫安身立命的根本。因此传统山水画的发展得益于这样的文化土壤。而今天城市的生活和文化已经成为主流，艺术因而发展改变，也是再正常不过的现象，并不能以好或不好来评价。有的创作者生活在城市里，可以发现城市的美，高楼大厦的美，但是如果将此命名为“都市山水”，好像有点勉强，高楼大厦又何来的山水？为了借鉴传统，在高楼下面弄一点云雾，把珠江边的景色往传统山水里靠，好像有点生硬。对此，我一直都是旁观者，我念念不忘的还是大自然的真山真水。

　　羊城晚报：现在有观点认为，当代艺术的出路在乡村。

　　许钦松：这样的观点也是有它的价值。中国的发展离不开农村的发展。现在的美术已经发展成大美术的概念，不只是架上美术，还有环境设计、工业设计等视觉设计，尤其是对于审美的关注也在逐年提升。而我的创作一直就眷恋着心中的那片净土。这十几年里，我的山水画里没有人物出现，也鲜少出现房子等现代物象，试图回溯到远古。这种倾向恰恰和我儿时在乡下的生活有极大的关系。我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尤其是审美的观念，可能那个时候就已经被塑造了。明年就是我离开老家五十年了，但我对于家乡的热爱与眷恋未曾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