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聆听一代代京剧名伶的时代之呼（主题）

“上海四大京剧舞台”的事与人（副题）

熊之莺

近代以来，号称“远东第一大都市”的上海，既是商业之城，也是文艺荟萃之所。中国现代话剧以上海为摇篮，京剧、越剧等各路戏曲班社也将这处“大码头”当作试金石和淘金地。中西碰撞，南北竞生，造就绚丽独特的海派戏剧文化。

据《上海通志》记载，至1945年，即便刚刚熬过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劫后余生的上海市内仍保存大小剧场计67家之多。其中，四座以“舞台”为名的新式京剧剧场尤为闪亮，在上海的戏剧演出史及京剧发展史中皆可寻见它们的辉煌。因而，这四座舞台也在戏迷中获得“上海四大京剧舞台”的美誉。时至今日，这四座剧场依旧矗立原地，以演出为业，迎接来往观众，无声地见证时代变迁。走入其间，我们仿佛仍能听到余音绕梁，挟带着百年的光阴流转。有“不进天蟾不成角儿”的热望，亦有国家危亡之际“故国月明在哪一州”的悲怆；有世事无常下舞台明星的人生谢幕，亦有武生宗师在幼冲之龄的成长启航。砖瓦间、氍毹上，镌刻的是一代又一代京剧名伶们的生命浮沉。

天蟾逸夫舞台：沪上第一与救亡图存

从人民广场向东，行至福州路云南中路路口，能在街角见到一座近似扇形的四层建筑，上有书画家谢稚柳手书的“天蟾”二字。这便是沪上京剧演出场所的执牛耳者，曾享有“远东第一大剧场”之誉的天蟾舞台（今为天蟾逸夫舞台）。

“天蟾”有新老之分。“老天蟾”位于二马路大新街口（今九江路湖北路口），正是如今七重天大厦所在之处。1916年，原“丹桂第一台”（位于今福州路湖北路口，现已不存）的老板许少卿与人拆伙后另立门户，租下这处剧场。为压倒当时风头正盛的“丹桂第一台”，他便以“月精蟾蜍折桂枝”的典故，将剧场命名为“天蟾舞台”。时人还就此事写成竹枝词，“舞台何故号天蟾，曾有多人着意猜，欲使月中丹桂折，命名方始悉由来。”许少卿嗜赌，耗尽家资，最终只得将经营权卖与有青帮背景的“江北大亨”顾竹轩。顾聘任麒麟童周信芳挂头牌，推出《封神榜》等连台本戏，红极一时。

1930年，永安公司要收回“老天蟾”所处房产改作他用。顾竹轩便收购位于四马路（今福州路）的一家剧院，将“天蟾”招牌移来，成为“新天蟾”，也就是如今的天蟾逸夫舞台。

“新天蟾”始建于1921年，屋顶为拱形，场内设伸出式半圆形舞台。观众席三面包围，分三层，共设3917个座位，是当时上海剧场规模之最。时过百年，虽然剧场内部早已历经整修，只设900余座，舞台也改为镜框式，但天蟾的外形仍大体保有昔日的风貌，宛如一只蹲伏着的金蟾。这座剧场的确没有辜负命名时的野心，蟾宫折桂，成为沪上第一大京剧场，且至今仍是上海京剧演出的首选剧场，百年来弦歌不辍。

梨园行有“不进天蟾不成角儿”的谚语，天蟾舞台是名角儿们的“试金石”。“四大名旦”之一的荀慧生便是从此起家。1919年，天蟾舞台聘请“国剧宗师”杨小楼组建永胜社赴沪演出。老生定为谭小培，青衣定为尚小云，至于刀马花旦，杨老板则亲自指定艺名“白牡丹”的荀慧生。年仅19岁的荀慧生刚出科不久，又是从唱梆子戏转行，骤然获得如此机会也遭受了不少闲话。怀着忐忑的心情，他站上天蟾的舞台，以一出《花田错》打响自己唱红上海的第一炮。自此，“三小一白”蜚声沪上，掀起一阵观剧热潮。四月演出期满后，荀慧生并没有随永胜社返京，而是被天蟾竭力挽留，合同一续再续，前后竟达数年之久。周瘦鹃、吴昌硕等沪上文化界名人更是为他结成“白党”，著书立说以扬其声名。如此，在北京饱受门户派别排挤之苦的荀慧生终于闯出了一片天地。

天蟾舞台不仅是上海的京剧重镇，更见证着无数仁人志士救亡图存的慷慨傲骨。若从剧场大门沿着云南中路行走几步，会看到一处小小的纪念馆。天蟾东侧二楼并不起眼的三间屋子，正是中国共产党“六大”后政治局办公机关的旧址。解放战争期间，中共中央上海局也曾在剧场办公室设立一处秘密据点。天蟾舞台庞大的人气成为我党地下工作者的绝佳掩护，一旦风声不对，便可混入观剧的人潮中逃避敌人追捕。

台后庇护着地下秘密战线，台前的演员们也以戏发声，在山河破碎之际唤起观众的爱国情怀。1931年，正在天蟾长期驻演的周信芳闻听“九一八事变”爆发，愤慨非常，日夜赶排连台本戏《满清三百年》。他将南派京剧名宿潘月樵留下的《明末遗恨》编入其中，力求“唤起人心，齐力救亡”。当年12月，周信芳饰演的崇祯皇帝便登上天蟾舞台，一句“你们要知道，亡了国的人就没有自由了”振聋发聩，既是剧中亡国之君的哀叹，亦是一代名伶向观众的拼力一呼。梅兰芳为避战祸举家迁至上海后，也在天蟾舞台推出《抗金兵》与《生死恨》两出新戏，借北宋末年金兵入侵的旧故呼唤观众同仇敌 忾。尤 其《生死恨》一出，写尽沦陷区人民的悲惨心声。虽上演三场即遭日方阻挠，仍轰动沪上，争相购票的观众竟挤碎了售票处的门窗玻璃。上海沦陷后，梅兰芳蓄须明志，暂停演出。周信芳创编的一系列爱国新戏均遭查禁，他本人也受到敌人的恐吓。有人劝周信芳离开舞台，他却说：“抵御外辱，战士们有枪，我周信芳有京剧，京剧就是我的枪！”即便无法上演，他依旧在剧场中贴出《文天祥》与《史可法》的海报，期盼光明的到来。1950年5月17日，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春天里，《文天祥》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于天蟾完成首演。

共舞台：齐天大圣爱喝酸梅汤

从天蟾舞台出发，沿西藏中路朝延安东路步行约500余米，就是与大世界相连的共舞台。1917年，名震上海滩的富豪黄楚九开办大世界游艺场，集餐饮、杂技、戏剧、电影等60余种游艺项目于一身。据《大世界报》介绍，大世界“可容纳一万余游客”，内设“七个戏台轮流演出各种戏曲”。而共舞台的前身就是附设在大世界中的京剧剧场。1930年黄楚九将之改建为独立剧场，又邀请专演悟空戏的“猴王”郑法祥演出连台本戏《西游记》，并因此为剧场起名“齐天舞台”，使之与台上的齐天大圣相得益彰。

然而，黄楚九不到一年便染病去世，大世界被黄金荣整体收购。黄金荣遂将剧院又更名为自己曾经营过的共舞台。

戏班中素有“北京学艺，天津唱红，上海挣钱”的说法。“商路即是戏路”，商业兴旺可以为戏剧行业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不仅剧场老板经营有道，连台上的名角儿也颇具商业头脑。郑法祥在共舞台演出，见夏日炎炎，前来游玩的人们都要购买饮料解渴。他便借着地利，与人合伙在大世界东首开了一家郑福斋食品店，将清凉解暑的酸梅汤作为招牌，风靡上海，号称“酸梅汤大王”。郑法祥还向当局申请，以齐天大圣的形象注册“齐天”商标，可谓将自身的明星效应发挥到极致。京剧演员们为上海留下的饮食店不止郑福斋，还有如今广西北路上的百年老店洪长兴。作为上海第一家清真羊肉馆，洪长兴是无数上海小囡的涮羊肉“启蒙”。但它原本只是马连良的二伯为回民出身的马家班开设的伙房，以便解决众人来沪演出时的吃饭问题。可见，戏路也能成为商路。

海派京剧的观众主体是伴随城市化进程而新生的市民阶层，因而与北方观众的欣赏趣味并不相同。徐珂曾在《清稗类钞》中写道，“观剧有两大派，一北派，一南派。”他总结两派特点，“一言以蔽之，北人重艺，南人重色而已。”上海观众更为偏爱直白的感官刺激，华丽繁复的机关布景戏大受欢迎。共舞台便是“海派机关布景戏”的大本营，先后推出《火烧红莲寺》《宏碧缘》等剧。为配合各式机关布景的使用，共舞台在舞台中间装设了可以拆卸的活动转台，活动翻板，后部还装有水池。剧场中配备立式绞车和“吊威亚”用的滑轨。

据称，《火烧红莲寺》的布景为高达三层的楼房，楼梯走廊一应俱全，每层都可单独打开或关闭。1936年，卓别林到访上海，曾在梅兰芳的陪同下前往共舞台观看《火烧红莲寺》第四本。卓别林的观剧感想，各家记载并不一致。有说只顾展示奇技淫巧，表演艺术不算上佳的连台本戏并不能满足卓别林，故而他又转到新光戏院看马连良的《法门寺》，沉醉于马连良唱念做表之精妙。亦有一说，言卓别林观看《火烧红莲寺》时并不吝啬掌声，尤其对剧中你来我往的刀剑把子十分热衷，夸赞其为“东方仅有艺术”。他又大赞《火烧红莲寺》机关布景之精妙，换景频仍、变化无穷却又能一丝不乱，称“该剧场景变换之多，在西方只有在演莎士比亚戏剧时才能看到”。

以多方史料互证，卓别林当日的确是先看《火烧红莲寺》再看马连良的《法门寺》。至于不同记述，隐约可见的是写作者抱持“北派”与“南派”两种京剧审美倾向。《火烧红莲寺》与《法门寺》同日上演，正说明在彼时的上海，无论观众偏好何种京剧欣赏趣味，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演出。卓别林究竟喜不喜欢《火烧红莲寺》并不重要，他的到来已经为剧场提供了巨大的商业价值。共舞台欢欣鼓舞地在剧场门口摆出写有“欢迎卓别林”的花篮，又在报纸上连续登载广告，上书“滑稽大家卓别林特来本台观剧”“卓氏观后赞不绝口”，结结实实地蹭了一把这位国际巨星的“热度”。

人民大舞台：舞台事故成就父子双雄

坐落于九江路的人民大舞台是上海现存最早的京剧剧场，其前身为文明大舞台，始建于1909年，也即清宣统元年。1932年，哈同公司投资45万银元，将原本为砖木结构的剧场改建成钢筋混凝土结构，设三层观众席，可容纳观众2500余人。这次改建，剧场大门便从三马路（今汉口路）调转过来，朝向二马路（今九江路）。改建后的剧场随经营者的变化几易其名，但“大舞台”三字始终不变。

要谈从大舞台走出的名角儿，便不得不提及一场舞台事故。上海观众一向热衷火爆炽热的京剧武戏。武戏演员各有绝活招揽顾客，有的演出甚至以“真刀真枪真功夫”作为噱头。舞台效果或许热烈，但也使演员受伤的风险大大增加。1935年新落成的大舞台与有“江南活武松”之称的武生名家盖叫天签订合同，新排全部《武松》。一日，盖叫天演至《狮子楼》一折。武松前往官衙为兄告状，反被县令责打四十大板，怒不可遏之下寻到狮子楼，斩杀西门庆。原本演此剧目，舞台上只有一桌二椅，由演员做出上楼下楼的表演即可。但海派京剧喜用硬景，竟真的搭出二层酒楼。武松与西门庆缠斗，二人需先后从窗中翻下，露 一 露“云 里翻”的绝活。按照戏路，西门庆应在落地后立即滚向一边，为武松留出空间。不料，当日盖叫天跃到半空，才发现西门庆未能及时改换位置，仍躺在原地。为避免与其撞到一起，盖叫天只得在空中奋力闪身，落地时摔折右腿。有观众回忆，骨折后的盖叫天仍以左腿站住，勉力支撑到大幕拉上，丝毫不坠武松的英雄气。

盖叫天伤后，尚未到期的演出合约只能由他的长子张翼鹏顶替完成。彼时，张翼鹏不过是上海滩上名不见经传的小演员。骤然由他接演大轴，大舞台的老板担心票房号召力不够，希望张翼鹏冠上“盖叫天公子”的名号，也好沾沾父亲的光。可张翼鹏不愿受父荫庇，坚持以本名登台。查看当年报纸登载的广告，一开始，大舞台仍用大字将“盖叫天”之名居中，其下又以一行小字写“哲嗣张翼鹏代”。但几天后，广告上的大字就换成了“张翼鹏”，不再提及盖叫天。这是一个演员真正蜕变为“角儿”的时刻，他的名字本身便足以成为招牌和标志，毋需附加任何说明。张翼鹏此后长期在大舞台担任主演，创排了颇具他个人特色的连台本戏《西游记》，连演八年之久，彻底站稳了脚跟。

或许是天妒英才，张翼鹏年仅45岁便猝然离世。生前仅有几张剧照，还未来得及留下什么影像资料。我们只能从回忆文章和故纸堆字里行间的微妙变化，去遐想当年的盛景。1995年，大舞台的旧房被彻底拆除，在原址改建商厦。历经跨世纪的重建后，人民大舞台于2011年再度开门迎客。

中国大戏院：名伶的新生与告别

2018年6月，牛庄路上修缮一新的中国大戏院重新承接演出，向南来北往的观众敞开大门。这次整修，施工方参考1929年其前身三星舞台初建时的设计图纸，保留剧场主体结构和外立面，又按历史原样恢复了屋顶上的两座尖塔和剧场内的三层观众席，以求修旧如旧。参与修复中国大戏院的专家郑时龄回忆，他求学时就曾听老师夸赞过中国大戏院的声学品质，哪怕坐在三楼最后一排也能将台上声音听得清清楚楚，足见当年建造时的用心程度。

中国大戏院落成于1930年，原拟定名为“三星大舞台”，无奈受到黄金荣警告，言称上海滩只能有九江路一家大舞台，于是改叫“三星舞台”。1936年初，“布景大王”周筱卿买下这座剧场，将他在淞沪会战中被炮火炸毁的闸北更新舞台移至此处重开。无论从观众容量、地理位置还是存续历史来说，中国大戏院似乎并不如其他三家舞台那样突出。而之所以能够与其他三家并列为“上海四大京剧舞台”，或许在于这座剧场见证了太多京剧名伶艺术生涯的开场与落幕。

周筱卿经营更新舞台，聘请厉彦芝为剧场第一琴师，兼任后台经理。厉彦芝几个年幼的孩子也在剧场中生活，充任戏中的幼童角色。更新舞台在牛庄路重开后，厉家的孩子们年岁稍长，艺术也日益精进，已能与成年名角儿同台献艺。北京常能见到科班童伶登台献艺，在上海却并不多见。上海观众格外厚爱这些小演员，为他们冠上“厉家班”的名号。丽歌公司也瞄准更新童伶的商业价值，以800大洋的酬金邀请众人灌制八张唱片，在当时相当于上海一个熟练工人近两年的收入。厉家班众人中尤以厉慧良最为突出，戏评家写道，“这孩子在上海唱了几个月，真不知要陶醉多少人？”又断言，“这样的人才，就是全中国的戏剧界里，也是难得发现的。”厉慧良也果如评论所言，以开放、超前的观念吸纳众家所长，形成自身独特的艺术风格，日后成长为开宗立派的武生宗师。

演出有欢欣的开场，便也终有难舍的落幕。1947年，杜月笙六十大寿，在中国大戏院举办“杜月笙先生六十华诞南北名伶祝寿义演”，一时明星云集。“冬皇”孟小冬贴出两场《搜孤救孤》，随后宣布退出菊坛。一代坤伶魁首36年的演艺生涯就此落下帷幕。“冬皇”的“绝响”在上海造成万人空巷之势，戏票价格炒到十倍以上仍是有价无市。就连马连良也因买不到戏票，只能与他人同挤一个座位。未能到场的观众，守着无线电收听现场实况转播，竟连带收音机也涨价不少。孟小冬的《搜孤 救孤》学自余叔岩，尽得其真传。而今再听这场演出实况，录音质量虽不算上佳，但孟氏之以声传情，挥洒自如，犹在眼前。其中“法场”一折，程婴祭奠好友与幼子，真如杜鹃泣血，字字婉转关情。今人研习余派艺术时也常将此录音作为法帖，格外珍视。

以女子之身登台，纵然艺术水准已臻顶尖，好事者却总围着她与梅兰芳、杜月笙的情感纠葛揣测窥探。不知曲终人散后，走下中国大戏院舞台的那一刻，孟小冬又在想些什么呢？

世上只有时间不会因为任何人、任何事而改变，但时间却可以改变很多事。“四大京剧舞台”中，如今除了天蟾舞台仍以戏曲演出为主、延续百年风华之外，其他三家剧场则更进一步拥抱当下演艺市场的风起云涌，各自精彩：中国大戏院不问剧种，转型为接纳综合演出的专业剧场，着力孵化原创戏剧，而共舞台和人民大舞台经过多年的沉寂，也从脱口秀和小剧场音乐剧中找到一条焕发新生的道路。与人民大舞台“相依”的亚洲大厦甚至一跃成为沪上近年声势最猛的演出场地。若在演出前后到这几家剧场走走，常能见到热情的粉丝围在门外，期盼看上一眼心爱的演员。恍惚间，好似当年观众簇拥着名伶的场景重现。时光便在这“变”与“不变”中，倏忽百年。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