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聆听一代代京剧名伶的时代之呼(主题)
“上海四大京剧舞台”的事与人(副题)
熊之莺
近代以来,号称“远东第一大都市”的上海,既是商业之城,也是文艺荟萃之所。中国现代话剧以上海为摇篮,京剧、越剧等各路戏曲班社也将这处“大码头”当作试金石和淘金地。中西碰撞,南北竞生,造就绚丽独特的海派戏剧文化。
据《上海通志》记载,至1945年,即便刚刚熬过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劫后余生的上海市内仍保存大小剧场计67家之多。其中,四座以“舞台”为名的新式京剧剧场尤为闪亮,在上海的戏剧演出史及京剧发展史中皆可寻见它们的辉煌。因而,这四座舞台也在戏迷中获得“上海四大京剧舞台”的美誉。时至今日,这四座剧场依旧矗立原地,以演出为业,迎接来往观众,无声地见证时代变迁。走入其间,我们仿佛仍能听到余音绕梁,挟带着百年的光阴流转。有“不进天蟾不成角儿”的热望,亦有国家危亡之际“故国月明在哪一州”的悲怆;有世事无常下舞台明星的人生谢幕,亦有武生宗师在幼冲之龄的成长启航。砖瓦间、氍毹上,镌刻的是一代又一代京剧名伶们的生命浮沉。
天蟾逸夫舞台:沪上第一与救亡图存
从人民广场向东,行至福州路云南中路路口,能在街角见到一座近似扇形的四层建筑,上有书画家谢稚柳手书的“天蟾”二字。这便是沪上京剧演出场所的执牛耳者,曾享有“远东第一大剧场”之誉的天蟾舞台(今为天蟾逸夫舞台)。
“天蟾”有新老之分。“老天蟾”位于二马路大新街口(今九江路湖北路口),正是如今七重天大厦所在之处。1916年,原“丹桂第一台”(位于今福州路湖北路口,现已不存)的老板许少卿与人拆伙后另立门户,租下这处剧场。为压倒当时风头正盛的“丹桂第一台”,他便以“月精蟾蜍折桂枝”的典故,将剧场命名为“天蟾舞台”。时人还就此事写成竹枝词,“舞台何故号天蟾,曾有多人着意猜,欲使月中丹桂折,命名方始悉由来。”许少卿嗜赌,耗尽家资,最终只得将经营权卖与有青帮背景的“江北大亨”顾竹轩。顾聘任麒麟童周信芳挂头牌,推出《封神榜》等连台本戏,红极一时。
1930年,永安公司要收回“老天蟾”所处房产改作他用。顾竹轩便收购位于四马路(今福州路)的一家剧院,将“天蟾”招牌移来,成为“新天蟾”,也就是如今的天蟾逸夫舞台。
“新天蟾”始建于1921年,屋顶为拱形,场内设伸出式半圆形舞台。观众席三面包围,分三层,共设3917个座位,是当时上海剧场规模之最。时过百年,虽然剧场内部早已历经整修,只设900余座,舞台也改为镜框式,但天蟾的外形仍大体保有昔日的风貌,宛如一只蹲伏着的金蟾。这座剧场的确没有辜负命名时的野心,蟾宫折桂,成为沪上第一大京剧场,且至今仍是上海京剧演出的首选剧场,百年来弦歌不辍。
梨园行有“不进天蟾不成角儿”的谚语,天蟾舞台是名角儿们的“试金石”。“四大名旦”之一的荀慧生便是从此起家。1919年,天蟾舞台聘请“国剧宗师”杨小楼组建永胜社赴沪演出。老生定为谭小培,青衣定为尚小云,至于刀马花旦,杨老板则亲自指定艺名“白牡丹”的荀慧生。年仅19岁的荀慧生刚出科不久,又是从唱梆子戏转行,骤然获得如此机会也遭受了不少闲话。怀着忐忑的心情,他站上天蟾的舞台,以一出《花田错》打响自己唱红上海的第一炮。自此,“三小一白”蜚声沪上,掀起一阵观剧热潮。四月演出期满后,荀慧生并没有随永胜社返京,而是被天蟾竭力挽留,合同一续再续,前后竟达数年之久。周瘦鹃、吴昌硕等沪上文化界名人更是为他结成“白党”,著书立说以扬其声名。如此,在北京饱受门户派别排挤之苦的荀慧生终于闯出了一片天地。
天蟾舞台不仅是上海的京剧重镇,更见证着无数仁人志士救亡图存的慷慨傲骨。若从剧场大门沿着云南中路行走几步,会看到一处小小的纪念馆。天蟾东侧二楼并不起眼的三间屋子,正是中国共产党“六大”后政治局办公机关的旧址。解放战争期间,中共中央上海局也曾在剧场办公室设立一处秘密据点。天蟾舞台庞大的人气成为我党地下工作者的绝佳掩护,一旦风声不对,便可混入观剧的人潮中逃避敌人追捕。
台后庇护着地下秘密战线,台前的演员们也以戏发声,在山河破碎之际唤起观众的爱国情怀。1931年,正在天蟾长期驻演的周信芳闻听“九一八事变”爆发,愤慨非常,日夜赶排连台本戏《满清三百年》。他将南派京剧名宿潘月樵留下的《明末遗恨》编入其中,力求“唤起人心,齐力救亡”。当年12月,周信芳饰演的崇祯皇帝便登上天蟾舞台,一句“你们要知道,亡了国的人就没有自由了”振聋发聩,既是剧中亡国之君的哀叹,亦是一代名伶向观众的拼力一呼。梅兰芳为避战祸举家迁至上海后,也在天蟾舞台推出《抗金兵》与《生死恨》两出新戏,借北宋末年金兵入侵的旧故呼唤观众同仇敌 忾。尤 其《生死恨》一出,写尽沦陷区人民的悲惨心声。虽上演三场即遭日方阻挠,仍轰动沪上,争相购票的观众竟挤碎了售票处的门窗玻璃。上海沦陷后,梅兰芳蓄须明志,暂停演出。周信芳创编的一系列爱国新戏均遭查禁,他本人也受到敌人的恐吓。有人劝周信芳离开舞台,他却说:“抵御外辱,战士们有枪,我周信芳有京剧,京剧就是我的枪!”即便无法上演,他依旧在剧场中贴出《文天祥》与《史可法》的海报,期盼光明的到来。1950年5月17日,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春天里,《文天祥》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于天蟾完成首演。
共舞台:齐天大圣爱喝酸梅汤
从天蟾舞台出发,沿西藏中路朝延安东路步行约500余米,就是与大世界相连的共舞台。1917年,名震上海滩的富豪黄楚九开办大世界游艺场,集餐饮、杂技、戏剧、电影等60余种游艺项目于一身。据《大世界报》介绍,大世界“可容纳一万余游客”,内设“七个戏台轮流演出各种戏曲”。而共舞台的前身就是附设在大世界中的京剧剧场。1930年黄楚九将之改建为独立剧场,又邀请专演悟空戏的“猴王”郑法祥演出连台本戏《西游记》,并因此为剧场起名“齐天舞台”,使之与台上的齐天大圣相得益彰。
然而,黄楚九不到一年便染病去世,大世界被黄金荣整体收购。黄金荣遂将剧院又更名为自己曾经营过的共舞台。
戏班中素有“北京学艺,天津唱红,上海挣钱”的说法。“商路即是戏路”,商业兴旺可以为戏剧行业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不仅剧场老板经营有道,连台上的名角儿也颇具商业头脑。郑法祥在共舞台演出,见夏日炎炎,前来游玩的人们都要购买饮料解渴。他便借着地利,与人合伙在大世界东首开了一家郑福斋食品店,将清凉解暑的酸梅汤作为招牌,风靡上海,号称“酸梅汤大王”。郑法祥还向当局申请,以齐天大圣的形象注册“齐天”商标,可谓将自身的明星效应发挥到极致。京剧演员们为上海留下的饮食店不止郑福斋,还有如今广西北路上的百年老店洪长兴。作为上海第一家清真羊肉馆,洪长兴是无数上海小囡的涮羊肉“启蒙”。但它原本只是马连良的二伯为回民出身的马家班开设的伙房,以便解决众人来沪演出时的吃饭问题。可见,戏路也能成为商路。
海派京剧的观众主体是伴随城市化进程而新生的市民阶层,因而与北方观众的欣赏趣味并不相同。徐珂曾在《清稗类钞》中写道,“观剧有两大派,一北派,一南派。”他总结两派特点,“一言以蔽之,北人重艺,南人重色而已。”上海观众更为偏爱直白的感官刺激,华丽繁复的机关布景戏大受欢迎。共舞台便是“海派机关布景戏”的大本营,先后推出《火烧红莲寺》《宏碧缘》等剧。为配合各式机关布景的使用,共舞台在舞台中间装设了可以拆卸的活动转台,活动翻板,后部还装有水池。剧场中配备立式绞车和“吊威亚”用的滑轨。
据称,《火烧红莲寺》的布景为高达三层的楼房,楼梯走廊一应俱全,每层都可单独打开或关闭。1936年,卓别林到访上海,曾在梅兰芳的陪同下前往共舞台观看《火烧红莲寺》第四本。卓别林的观剧感想,各家记载并不一致。有说只顾展示奇技淫巧,表演艺术不算上佳的连台本戏并不能满足卓别林,故而他又转到新光戏院看马连良的《法门寺》,沉醉于马连良唱念做表之精妙。亦有一说,言卓别林观看《火烧红莲寺》时并不吝啬掌声,尤其对剧中你来我往的刀剑把子十分热衷,夸赞其为“东方仅有艺术”。他又大赞《火烧红莲寺》机关布景之精妙,换景频仍、变化无穷却又能一丝不乱,称“该剧场景变换之多,在西方只有在演莎士比亚戏剧时才能看到”。
以多方史料互证,卓别林当日的确是先看《火烧红莲寺》再看马连良的《法门寺》。至于不同记述,隐约可见的是写作者抱持“北派”与“南派”两种京剧审美倾向。《火烧红莲寺》与《法门寺》同日上演,正说明在彼时的上海,无论观众偏好何种京剧欣赏趣味,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演出。卓别林究竟喜不喜欢《火烧红莲寺》并不重要,他的到来已经为剧场提供了巨大的商业价值。共舞台欢欣鼓舞地在剧场门口摆出写有“欢迎卓别林”的花篮,又在报纸上连续登载广告,上书“滑稽大家卓别林特来本台观剧”“卓氏观后赞不绝口”,结结实实地蹭了一把这位国际巨星的“热度”。
人民大舞台:舞台事故成就父子双雄
坐落于九江路的人民大舞台是上海现存最早的京剧剧场,其前身为文明大舞台,始建于1909年,也即清宣统元年。1932年,哈同公司投资45万银元,将原本为砖木结构的剧场改建成钢筋混凝土结构,设三层观众席,可容纳观众2500余人。这次改建,剧场大门便从三马路(今汉口路)调转过来,朝向二马路(今九江路)。改建后的剧场随经营者的变化几易其名,但“大舞台”三字始终不变。
要谈从大舞台走出的名角儿,便不得不提及一场舞台事故。上海观众一向热衷火爆炽热的京剧武戏。武戏演员各有绝活招揽顾客,有的演出甚至以“真刀真枪真功夫”作为噱头。舞台效果或许热烈,但也使演员受伤的风险大大增加。1935年新落成的大舞台与有“江南活武松”之称的武生名家盖叫天签订合同,新排全部《武松》。一日,盖叫天演至《狮子楼》一折。武松前往官衙为兄告状,反被县令责打四十大板,怒不可遏之下寻到狮子楼,斩杀西门庆。原本演此剧目,舞台上只有一桌二椅,由演员做出上楼下楼的表演即可。但海派京剧喜用硬景,竟真的搭出二层酒楼。武松与西门庆缠斗,二人需先后从窗中翻下,露 一 露“云 里翻”的绝活。按照戏路,西门庆应在落地后立即滚向一边,为武松留出空间。不料,当日盖叫天跃到半空,才发现西门庆未能及时改换位置,仍躺在原地。为避免与其撞到一起,盖叫天只得在空中奋力闪身,落地时摔折右腿。有观众回忆,骨折后的盖叫天仍以左腿站住,勉力支撑到大幕拉上,丝毫不坠武松的英雄气。
盖叫天伤后,尚未到期的演出合约只能由他的长子张翼鹏顶替完成。彼时,张翼鹏不过是上海滩上名不见经传的小演员。骤然由他接演大轴,大舞台的老板担心票房号召力不够,希望张翼鹏冠上“盖叫天公子”的名号,也好沾沾父亲的光。可张翼鹏不愿受父荫庇,坚持以本名登台。查看当年报纸登载的广告,一开始,大舞台仍用大字将“盖叫天”之名居中,其下又以一行小字写“哲嗣张翼鹏代”。但几天后,广告上的大字就换成了“张翼鹏”,不再提及盖叫天。这是一个演员真正蜕变为“角儿”的时刻,他的名字本身便足以成为招牌和标志,毋需附加任何说明。张翼鹏此后长期在大舞台担任主演,创排了颇具他个人特色的连台本戏《西游记》,连演八年之久,彻底站稳了脚跟。
或许是天妒英才,张翼鹏年仅45岁便猝然离世。生前仅有几张剧照,还未来得及留下什么影像资料。我们只能从回忆文章和故纸堆字里行间的微妙变化,去遐想当年的盛景。1995年,大舞台的旧房被彻底拆除,在原址改建商厦。历经跨世纪的重建后,人民大舞台于2011年再度开门迎客。
中国大戏院:名伶的新生与告别
2018年6月,牛庄路上修缮一新的中国大戏院重新承接演出,向南来北往的观众敞开大门。这次整修,施工方参考1929年其前身三星舞台初建时的设计图纸,保留剧场主体结构和外立面,又按历史原样恢复了屋顶上的两座尖塔和剧场内的三层观众席,以求修旧如旧。参与修复中国大戏院的专家郑时龄回忆,他求学时就曾听老师夸赞过中国大戏院的声学品质,哪怕坐在三楼最后一排也能将台上声音听得清清楚楚,足见当年建造时的用心程度。
中国大戏院落成于1930年,原拟定名为“三星大舞台”,无奈受到黄金荣警告,言称上海滩只能有九江路一家大舞台,于是改叫“三星舞台”。1936年初,“布景大王”周筱卿买下这座剧场,将他在淞沪会战中被炮火炸毁的闸北更新舞台移至此处重开。无论从观众容量、地理位置还是存续历史来说,中国大戏院似乎并不如其他三家舞台那样突出。而之所以能够与其他三家并列为“上海四大京剧舞台”,或许在于这座剧场见证了太多京剧名伶艺术生涯的开场与落幕。
周筱卿经营更新舞台,聘请厉彦芝为剧场第一琴师,兼任后台经理。厉彦芝几个年幼的孩子也在剧场中生活,充任戏中的幼童角色。更新舞台在牛庄路重开后,厉家的孩子们年岁稍长,艺术也日益精进,已能与成年名角儿同台献艺。北京常能见到科班童伶登台献艺,在上海却并不多见。上海观众格外厚爱这些小演员,为他们冠上“厉家班”的名号。丽歌公司也瞄准更新童伶的商业价值,以800大洋的酬金邀请众人灌制八张唱片,在当时相当于上海一个熟练工人近两年的收入。厉家班众人中尤以厉慧良最为突出,戏评家写道,“这孩子在上海唱了几个月,真不知要陶醉多少人?”又断言,“这样的人才,就是全中国的戏剧界里,也是难得发现的。”厉慧良也果如评论所言,以开放、超前的观念吸纳众家所长,形成自身独特的艺术风格,日后成长为开宗立派的武生宗师。
演出有欢欣的开场,便也终有难舍的落幕。1947年,杜月笙六十大寿,在中国大戏院举办“杜月笙先生六十华诞南北名伶祝寿义演”,一时明星云集。“冬皇”孟小冬贴出两场《搜孤救孤》,随后宣布退出菊坛。一代坤伶魁首36年的演艺生涯就此落下帷幕。“冬皇”的“绝响”在上海造成万人空巷之势,戏票价格炒到十倍以上仍是有价无市。就连马连良也因买不到戏票,只能与他人同挤一个座位。未能到场的观众,守着无线电收听现场实况转播,竟连带收音机也涨价不少。孟小冬的《搜孤 救孤》学自余叔岩,尽得其真传。而今再听这场演出实况,录音质量虽不算上佳,但孟氏之以声传情,挥洒自如,犹在眼前。其中“法场”一折,程婴祭奠好友与幼子,真如杜鹃泣血,字字婉转关情。今人研习余派艺术时也常将此录音作为法帖,格外珍视。
以女子之身登台,纵然艺术水准已臻顶尖,好事者却总围着她与梅兰芳、杜月笙的情感纠葛揣测窥探。不知曲终人散后,走下中国大戏院舞台的那一刻,孟小冬又在想些什么呢?
世上只有时间不会因为任何人、任何事而改变,但时间却可以改变很多事。“四大京剧舞台”中,如今除了天蟾舞台仍以戏曲演出为主、延续百年风华之外,其他三家剧场则更进一步拥抱当下演艺市场的风起云涌,各自精彩:中国大戏院不问剧种,转型为接纳综合演出的专业剧场,着力孵化原创戏剧,而共舞台和人民大舞台经过多年的沉寂,也从脱口秀和小剧场音乐剧中找到一条焕发新生的道路。与人民大舞台“相依”的亚洲大厦甚至一跃成为沪上近年声势最猛的演出场地。若在演出前后到这几家剧场走走,常能见到热情的粉丝围在门外,期盼看上一眼心爱的演员。恍惚间,好似当年观众簇拥着名伶的场景重现。时光便在这“变”与“不变”中,倏忽百年。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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