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四化同步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色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西方发达国家是一个‘串联式’的发展过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顺序发展，发展到目前水平用了二百多年时间。我们要后来居上，把‘失去的二百年’找回来，决定了我国发展必然是一个‘并联式’的过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是叠加发展的。”这充分体现了我国以四化同步理念突破现代化传统发展路径约束的坚定意志，促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缩短、成本降低、质量提升的坚强能力，实现人类历史上最广阔、最快速、最巨大的发展跨越的坚定信心。

坚持四化同步发展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历史的延续性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现代化进程呈现出后发国家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艰巨复杂性，同时也形成了其特有的历史延续性。中国式现代化的源起同中国的具体实际与长远发展目标高度统一，无论是洋务运动、百日维新、辛亥革命还是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经历起伏曲折，承载攻坚克难，始终围绕从传统向现代转型路径孜孜探索。

影响一国现代化成败的最大制约因素是国情，各国现代化探索的失败或是因为在现代化的起点上忽视本国国情，或是因为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脱离本国国情。中国的现代化模式并非输入式的，而是内生性的，中国摒弃了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也没有照搬苏联以及东欧各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在涵养千年农耕文明与结合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基本特征的基础上，不断寻路、探路、筑路的历史转型进程。

坚持四化同步发展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独特性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中国的发展阶段、政治制度、经济体制和文化背景迥异于西方国家，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不可能是西方现代化的“翻版”。新中国成立初期，利用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来补贴重工业的发展，使新中国在短期内迅速地建立起了相对完备的工业体系。改革开放后，中国走出了一条以非农化解决农业问题、以城市化解决农村问题、以农村劳动力转移解决农民问题的“三农”应对之路。但是，伴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逐渐减少，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城市和农村的发展差距加大。如何在正视人地关系基本国情的前提下摆脱过重的乡土黏度，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重大问题。

不同于“欧美模式”的城乡共轨共生发展导向，我国当前采取的是以城镇化建设为最终目标，推动“四化同步”发展的建设路径，农业现代化相较于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成为“慢”变量。因此，中国不能按照欧美递进式模式即实现农业机械化后再进行农业信息化建设，而是以农业机械化、信息化和智能化并进方式改造传统农业，同时利用中国独特的土地制度，努力摆脱土地对农民的束缚，以农民作为生产主体、社会主体、经济主体、技术主体和文化主体的“内源式”方式推动农业现代化，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坚持四化同步发展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理念的系统性

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是构成中国式现代化有机整体必不可少的重要单元，“四化”既相互独立、缺一不可，又相互促进、相互融合、相互支撑，共同发力实现“四轮驱动”。而当前“四化不同步”的现象比较突出，从工业化与信息化的关系看，制造业信息化水平、智能制造能力有待提升；从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关系看，高质量城镇化水平总体落后于新型工业化水平，城乡收入差距较大，产业和城市发展“时间上不同步”和“空间上无互动”；从工业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关系看，农业对工业从投入品转变到资本、科学技术等要素的新需求，尚未得到充分满足。

要用新型工业化理念谋划现代农业发展，促进形成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用新型城镇化消解二元体制张力，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用信息化赋能各产业，促进形成现代化产业体系。

充分发挥工业化在四化同步中的“基础剂”作用。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优化布局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快推动产业基础高级化，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加快推动产业链现代化，促进产业迈上价值链中高端。

充分发挥农业现代化在“四化同步”中的“稳定剂”作用。根据木桶原理，现代化进程是由短板决定的，我国农业现代化依然是“四化同步”的短板。在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上，必须坚持农业现代化与农村现代化一体设计、一并推进，首要任务是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的稳定安全供给，实施耕地保护和解决种业种源“卡脖子”技术难题，促进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加快科技创新和制度改革，最终实现农业高质高效、农村宜居宜业和农民富裕富足。

充分发挥信息化在“四化同步”中的“催化剂”作用。我国跨入现代化的关口就在于主动融入以数字经济为代表的新科技和产业革命。通过数字技术在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中的广泛运用，形成海量数据和广阔应用场景优势，进一步推动数字技术的创新和发展，从而形成“四化”相互促进、互为动力的畅通循环。

充分发挥城镇化在四化同步中的“助燃剂”作用。高水平的城市化是先发国家现代化的主要特征，为工业化提供空间依托和增长动力。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2023年已经达到66.16%，但仍处在城镇化加快发展的阶段。新型城镇化不是要单纯推进农业人口向城市转移的城市化，而是要推动城市发展的势头和要素“化”到农村城镇，在城市和城镇深度融合发展的基础上实现城镇城市化，增强城镇的产业发展、公共服务、吸纳就业、人口聚集功能。

坚持四化同步发展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创新性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纵深推进，“帕累托改革”式的改革逐渐减少，更多地表现出“卡尔多改进”的特征，因此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地方实践中也要根据各地省情进行实践的创新。

湖北将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的目标定位细化为“五个功能定位”，结合湖北实际，把握水这个最大的特点、最大的省情，把流域综合治理作为湖北绿色低碳发展的具体抓手，把以推进流域综合治理为基础的四化同步发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湖北实践的具体实现形式。

做好绿色低碳的生态文章。绿色低碳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湖北是生态大省，要坚持以流域综合治理为基础统筹四化同步发展，从源头上把保护和发展统筹起来，着力推进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聚焦科技创新引领，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着力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产业体系。统筹水安全设施建设和农业灌溉水利建设，打造全国水安全保障中心和国家优质农产品生产区。深入推进城乡建设绿色低碳发展行动，全面提升建筑产业绿色化、工业化、数字化、智能化水平，推进城乡建设高质量发展。

做好数字化的融合文章。增强在数字技术核心层的自主创新能力，利用数字技术促进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整合，实现生产要素和资源的高水平融合。利用数字经济将交易服务转移到虚拟空间，打破地理区域空间限制，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城乡融合。加强智慧城镇建设，以信息化提高农业生产智能化、经营网络化水平。加快推进汽车、钢铁、化工、建材等重点行业全方位、全链条数字化转型。

做好空间要素的布局文章。加快构筑以武汉、襄阳、宜昌为中心的“三大都市圈”引领、“三大发展带”支撑的空间结构，加快形成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新格局，为加快建设全国构建新发展格局先行区提供有力支撑。综合考虑流域、区域、城市群、城市等多种空间要素，探索推行城乡统筹区域供水，探索全域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以水资源刚性约束强化城镇开发边界管控，推进城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升级，建立分层次、分区域协调城市管控机制。加快城市更新、县域低碳化改造和美丽乡村建设有机结合。

做好产业城镇的集聚文章。探索推动城市布局集中、产业集聚、功能集成、要素集约的有效路径，对标“宜居宜业”，增强县城综合承载力；强化“聚链成群”，增强县城就业承载力；强调“以人为本”，提高县城对农业人口的集聚力；促进“融圈进群”，加快产业链供应链创新升级；推动“强弱提级”，实现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增量提质提效和均等化。

（彭玮，作者系湖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省社科院分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