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并作出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战略部署。如何让广大人民群众受惠改革红利，提升安全感幸福感，同时主动遵法守法用法，是摆在国家和社会治理者面前的重要课题。合理有效的制度安排和设计，不仅能够保障、提升民众基本权益，使其享受改革红利，而且能够引导民众主动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和坚定捍卫者。推进社会保障积分制的建立，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成为加快推进改革进程、建设法治中国的破题之举和有益探索。本报记者就社会保障、法治中国和深化改革相关热点问题专访了经济学者董志龙先生。

　　一、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是法治中国的重要基础

　　问：您在《资本农民》一书中曾着重分析与论述过土地流转与农民权益保障问题，并在学界产生过较大影响，针对当前正在推进的社会保障并轨制以及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您有什么看法？

　　董志龙：推行并轨制与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机制是一个进步，也是一种必然趋势。这一重大举措的出台，有利于逐步消除职业差别、缩小城乡差距，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进而为全面依法治国奠定基础。

　　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充分发挥法律监督作用，建立有效的法律激励约束机制，形成法治文化和社会氛围，离不开健全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

　　从根本上说，社会保障与依法治国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一方面，社会保障是基础，只有建立在健全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基础上，法治建设才可能真正得到推进；另一方面，依法治国也会对社会保障有反作用，两者彼此促进，相互统一。众所周知，推进法治建设无非有两条路径，一是靠有法可依，通过建立健全法律法规，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法律体系；二是靠加强执法，通过增强、提升执法者的法治意识和执法能力，做到依法办事、执法必严。而长期以来，如何在执法过程中有效地保护民众权益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从国外经验看，通过构建申诉与社会保障相统一的反馈机制，能够有力地促进依法治国。以美国为例，警察在处理交通违规违法案件时，会在调查取证、证据确凿的基础上做出审慎处理，谨慎执法可见一斑。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体制、机制因素：如果交通事故被处理者不满处罚决定，可向有关单位提出申诉，而美国警察要在损失一定工资收入的风险下请假应诉，如果败诉，每月3000美元的工资就会丢掉，相应的社会保障也会归零重新计算。这对美国警察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职业风险。

　　就中国而言，在城市，五花八门的用工体系较为普遍地存在着，一些弱势群体的利益难以得到保障；在农村，正如我在《资本农民》中所指出的，城乡社会保障的差别是制约农业人口城市化的一个瓶颈。在即将出版的另一部著作《法治中国》中，我进一步论述了社会保障与法治中国建设的关系。法治建设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需要政府建立公信力、凝聚力。社会保障作为维护社会安全的“稳定器”，不仅是国家福利的一个体现，也是政府联系群众的一个纽带，只有通过做好社会保障工作才能密切干部群众联系，真正增强政府的公信力和凝聚力。

　　可以说，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是我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的重要体现和“要津”之道。一个稳定发展的社会和具有凝聚力的国家，是法治国家建设不可或缺的条件。由此，我强调，社会保障是法治中国的重要基础，也是不可动摇的基础。

　　二、社会保障是解决医疗、教育瓶颈的“催化剂”

　　问：医疗和教育是涉及民众切身利益、引起社会普遍关注的两大民生领域，相关改革举措也已经出台并有落实，然而上学难、看病贵问题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对此，您有什么见解？

　　董志龙：当前，我国社会领域的确存在看病贵、上学难这样的现象。两大领域改革已推行多年，成效不明显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社会保障因素。人都有趋利性，一些收入、福利待遇、社会地位好的医院和学校能够吸引优秀毕业生，但岗位编制已定，这些单位吸纳数量有限。同时，由于医生、教师的社会保障与单位挂钩，造成其职业化程度较低，优质资源难以流动，客观上造成了人们看病贵、上学难的现状。

　　我认为，突破医疗、教育瓶颈的出路在于建立社会保障积分制，创新社会保障运行机制。以医疗为例，可将各个医院的社会保障积分化，每个医院内部的积分均等化，人人相同，但不同医院之间的积分可以不同，比如好医院的社会保障积分低一些，差医院的积分高一些，这样做既可以打破医生的社会保障跟着医院走所带来的体制束缚，能助推优秀医生积极流动，促进优质医疗资源社会共享，缓解看病难的问题。教育改革也与此类似。而实行社会保障积分制就是较好的解决办法，能够解决提升教师的职业化水平，引导教育资源合理有序发展。

　　三、社会保障积分制是缩小贫富悬殊、职业高低贵贱差距的利器

　　问：社会保障积分制是你的一个新的提法，富有创意，您能不能具体谈谈积分制的模式、作用以及可能带来的社会意义？

　　董志龙：社会福利保障的目的，不仅在于提供人们抵御生活中各种风险的资源与能力，更重要的在于帮助人们提升生活幸福感。就社会保障而言，中国需要编织一张横覆13.5亿人口，纵贯养老、医疗、就业、社会救助和福利的安全网，缓冲各种失速与不平衡带来的风险。

　　之所以要建立推行社保积分制，是为了让改革红利惠及全民，既兼顾社会公平又提高社会效率。如前所述，在我的设想中，社保积分可以划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基础保障部分，这一部分是基础，体现国家福利特征；另一部分是职业保障部分，体现社会贡献特征。

　　在积分的量化设置方面，要向中低收入群体、农村、中西部等方面倾斜，以利于平衡不同人群和地区的收入差异。保障投入应该向城乡中低收入群体倾斜，满足其社会保障需求，提高其收入水平；向农村倾斜，可将发展农村社会保障与新农村建设相结合，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向中西部地区倾斜，主要是指中央财政通过转移支付渠道支持中西部地区的社会保障事业发展，提高中西部地区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

　　有了积分制，贫富差距带来的社会问题将得到有效缓解，职业的社会尊敬度将有效转化为具有现实利益的社会保障积分，从而最大程度上弱化职业高低贵贱的差别，促进人才的流动，提高人才利用率，从而提高社会效率，推动经济社会更健康有序发展。

　　四、新社会保障体系将是这轮金融、国企改革的前提

　　问：当前，经济领域改革深入展开，针对目前社会热议的金融和国企改革，您有哪些建议？

　　董志龙：不同于数十年前的国企改革，如今推行金融、国企改革遇到的阻力可能更大。这体现在：一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日新月异，人们权利意识明显增强；二是多种用工制度并存，同工不同酬、用工无保障现象仍存在；三是改革者仍需强化改革意识，提高综合素质，不能仅做口头上的改革，也不能简单地将机构人员改革等同于“甩包袱”，盲目裁员。如果改革不慎、处置不当，可能造成新的不稳定因素，于改革大局、社会发展不利。

　　不论是金融改革，还是国企改革，新社会保障体系的建构都是前提与基础。没有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完善，金融改革与国企改革也将成为舍本求末的改革。

　　打个比方来说，如果你做了一个很大的蛋糕，可你不去考虑如何分配，而是一味地考虑如何做更大的蛋糕，结果呢，蛋糕消费不掉，再生产也将无法继续进行。在即将出版的《法治中国》一书中，我着重强调了国有企业收入进入社会保障基金参与全民保障分配的问题。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消费是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之一，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而消费市场是需要培育的，当多数人的消费能力欠缺时，经济发展将无以为继，同时也带来许多社会问题。而社会保障体系恰恰是经济发展的“调节器”，它的创新和完善，或者说社会保障积分制能使得人们基于心理安全而消费，于无形中培育和生成了新的消费市场生态，消化产能，推动经济的良性循环。

　　近日，我还看到《人民日报》刊发的题为《贫富差距到底有多大？》一文，分析得很到位，所揭示的问题也令人警醒。创新社会保障体制和机制，为更多低收入者、弱势群体争取改革红利，正是避免贫富差距扩大、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有效路径。综上所述，我认为，新社会保障体系的建构将是新一轮金融与国企改革的前提与基础，只有社会保障体系完善了，突破了改革的“中梗阻”，金融与国企改革才能够更顺畅地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