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升级

　　当前经济增长的传统动力减弱，必须加大结构性改革力度，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改造传统引擎，打造新引擎。

　　——摘自政府工作报告

　　清华大学教授李稻葵委员

　　环保可成为新的增长点

　　我国的环保问题必须在发展中解决。发展的核心是创新，最主要的创新是制度创新，通过制度创新，环境治理完全可以打造为中国经济新增长点。

　　APEC蓝等很多例子表明，我国大城市的污染主要是工业结构不合理带来的，重点在产业结构上。在国外，环保部靠严监管，是“带牙齿的老虎”。但在国内，环保的问题要用中国人的办法解决，环保部可能不仅要用“牙齿”，兜里还必须装有“胡萝卜”。国家应该组建一个环保基金，由环保部组织专家评估各种项目，补贴利息或者投入种子基金，吸引相关企业投资到新兴的高科技、低污染产业。

　　在国家层面，应该实施工业绿化战略。在沿海一带适当发展绿色重工业，而在内地像河北、山西，先砍掉重污染产业，由环保基金补贴搞招商，引进污染少的先进制造业。现代工业绿色技术相当成熟，已经发展到完全可以不伤害百姓健康的水平。在德国的母亲河莱茵河畔，就建有世界上最环保的炼钢厂。实施工业绿化战略首先要抓的是污染大户——用煤炼焦炼钢的重化工业，其次是柴油车。相信用不了五年时间，污染状况就能够大大减少，同时也解决了产业转型的问题。

　　（本报记者 周亚军）

　　宁夏石嘴山市市长王永耀代表

　　转型要有战略眼光

　　石嘴山市是一个煤炭资源枯竭型城市，正在探索整个城市的转型升级。在转型升级中无法避免要注重对历史遗留问题的处理，不能光顾着现在升级而忽略了过去的问题，更不能为了促进今天的转型而导致以前遗留社会问题的诱发。

　　在转型过程中要讲究辩证法，在解决好经济持续发展、转型成功的同时，要把历史遗留问题衔接好。比如现在石嘴山要发展、要改革，早期工业发展过程中留下来的老工人、棚户区不能不管。虽然他们大多已是年老，对社会的贡献度也在下降，但是不能不让他们共享改革发展的红利。要考虑前后政策的一致性、利益的均衡性，否则会带来不稳定的社会因素，给持续改革发展带来负面影响，这是传统资源型城市在转型升级过程中应该具备的战略眼光。

　　（本报记者 时圣宇 刘 峰）

　　山东能源集团董事长卜昌森代表

　　企业要有创新思维

　　现在，煤炭行业黄金时期已经过去了，这是煤炭行业的新常态。怎么适应，企业需要有创新思维。

　　我国大部分企业善于“做加法”——上项目，但更需要“做乘法”——通过技术和商业模式创新，向客户提供更加高效、便捷、多元的增值服务，这是提高市场竞争力的核心问题。山东能源集团“能源综合服务商”的做法取得了有益探索。首先提供能源解决方案服务，通过建立物流通道、推进煤炭改性提质研究，向用户提供高效便捷稳定清洁的能源供应，实现从提供产品到提供服务的转变；其次是成立矿业管理集团，向矿山企业提供从勘探、设计、建井到装备、运营全方位的“管家式”服务，实现从输出煤炭到输出技术的转变。

　　（本报记者 赵 兵 卞民德）

　　亨通集团总裁崔根良代表

　　提升“中国制造”的品质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增加研发投入，加强质量、标准和品牌建设。品牌是高端制造业的核心，要提升“中国制造”的品质和“中国创造”的影响力，把经济发展推向“质量时代”。

　　中国制造业总体大而不强，许多产品销量世界第一，但多处于产业链中低端，缺乏附加值和品牌知名度。要实现从制造业大国转向制造业强国，必须确立质量立国方针，鼓励制造企业在自己擅长的领域精耕细作，多一点创造、少一点山寨，追求品质、制止伪劣，把质量当作企业立身之本。唯有如此，才能摆脱中国产品在全球低端、低质、低价形象，推动向全球产业价值中高端跃升。

　　（本报记者 顾仲阳）

　　广东东莞市市长袁宝成代表

　　给实体经济“加油打气”

　　通过创新驱动，可以更好地促进实体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进一步巩固“中国制造”的地位。

　　一是加快落实好国务院减免税费的措施，让广大企业尽快获得政策优惠。二是加强对欧美发达国家和地区制造业成本比较研究，出台相关政策全面降低中国制造综合成本，巩固中国制造业大国地位。三是针对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进一步降低有关税率。四是研究进一步降低部分国家层面的收费标准。五是大力推动工业技改、“机器换人”、智能化生产等，提升劳动生产率。六是进一步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建议国家将内资及中外合资租赁公司设立审批权下放至省一级，推动社会资本进入融资租赁领域，扩大服务供给，缓解企业融资难题。

　　（本报记者 罗艾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