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次产业”开拓

　　把握新常态，积极应对新常态，主动适应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农业必须面对的严峻课题，要演绎好农业新常态这个大逻辑，农业必须重新认识自身，重新解释自身，重新谋划自身。把农业打造成“第六次产业”是关键、是核心，当务之急在于拉长产业链：注入现代元素改造一产；紧扣四品主题，提升二产；致力创新突破，发展三产。

　　所谓注入现代元素就是要在一产里注入现代理念、现代技术、现代管理、现代设施等。中国农业一直走的是刘易斯外延扩展的道路，把城市、工业发展起来反哺农业，这在一定的历史阶段是可行的，但是在今天的大背景下应该让工业和农业两个轮子一起转，我国农业才能走出困境。另一位诺奖获得者舒尔茨认为，农业必须培育内生性的物质基础，自身必须强起来，不能光靠工业反哺。舒尔茨的研究发现传统农业的资源配置是最佳，家庭是发展农业最有效率的利益共同体，之所以落后是因为没有注入现代元素。我们今天应该两条腿走路，刘易斯和舒尔茨的理论都要用，特别要高度关注舒尔茨的理论，内涵改造，培养农村内生性的物质基础，培养造血功能。要综合统筹考虑产业发展。练好“粮牧功”，念好“山海经”，唱好“林草戏”，打好“果蔬牌”。

　　首先，应该注入现代元素，在改造一产上做好四篇文章。

　　1.做好地的文章。在确权登记颁证的基础上推进土地的适度规模经营。我国国情决定农业经营规模必须适度。美国家庭农场平均3500亩，中美国情不同，美国地多人少，我们人多地少。美国农业追求的逻辑目标是劳动力产出最大化，中国农业追求的逻辑目标是土地产出最大化。如果盲目照搬美国会导致大量农业劳动力失业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土地规模的适度，中央文件已经给出标准，就是当地农户经营规模的10到15倍，中国的家庭农场以此规模就是适度的。要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这个体系由六大主体组成，即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合作社、社会化服务组织、龙头企业以及小农户。中国2.3亿土地承包农户，但是参与土地流转的不到30％，小农户将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是中国农业经营主体中的主体。要培育新型经营主体但是不应损伤旧的经营主体的利益，挫伤小农户的积极性。经营主体不论哪种形式都一定离不开家庭经营这个核心。小岗村的成功经验最核心的就是恢复了农业的家庭经营功能，美国的家庭经营占86％，欧盟占88％。新的五种经营模式都离不开家庭经营，关于龙头企业的经营模式有的地方推出大园区、小业主的形式效益就非常好。

　　2.做好“人”的文章。首先要培养现代化的职业农民，职业农民首要条件是文化水平要跟上。全国5亿多农业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是7.8年，这样的文化水平适应现代化是荒唐的。特别是农村十几年来撤点并校带来新的上学难问题，据17个省的调查，小学生家离学校的距离平均10.86里，初中生35里。原来59万所农村学校现在仅剩20多万所，撤掉了一倍多。义务教育的两大特点一是免费、二是就近，撤点并校之后农村父母为了孩子的教育不得不进城租房，从而导致生活成本大大提高，教育是免费了，但农民负担却大大增加了。国家对教育的投入还应进一步提高，我国周边朝鲜、韩国、日本、越南等国家的教育投入都高于我们。还应转变农村教育模式，在抓好义务教育的同时多方面发展职业教育、继续教育、终身教育，应把农村精英教育模式改为生存教育模式，提高农民生存与发展的能力，防止千军万马都挤一条高考独木桥的现象。教育问题是培养现代化职业农民的根本。这方面，我国可以借鉴日本的成功经验。日本近年来推出“接班人计划”，政府招募愿意从事农业的大学毕业生，由政府出钱到农业院校学两年，毕业后再跟随家乡种植大户当五年研究生，经考评合格，又愿意终身从事农业，由政府提供各种优惠政策，种植不少于20公顷的土地。日本这项计划很有吸引力，每年指标很快就能完成。这种举措值得我们借鉴。其次就是农民的组织化问题。今天的农民组织已经远不适应于农业的发展，全国的农业合作组织仅为120多万个。我国农民在组织化上出现三个问题，即无组织化、弱组织化、被组织化，我国农民应该由组织农民到向农民组织飞跃，这不仅是词序的颠倒，而是一个质的飞跃。组织农民，农民是被动的；农民组织是农民自己组织起来为自己服务，农民是主动的。

　　3.做好钱的文章。缺少资金是农村发展的最大障碍。20多年来，农业贷款占全国贷款总额的比例仅为5%左右，而印度高达20%，最高年份达25%。要解决这个问题靠两个方面，一是政策性金融必须伸腿下乡，二是民间金融必须快速成长。农村金融现在情况可以说是：“五龙吸水，一蛇放水”， 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加上邮政储蓄银行这五条“龙”吸收农民储蓄，但只有农村信用合作社这一条“小蛇”给农民贷款。光靠官办银行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今天必须发展农村金融的本土力量。世界货币战争的硝烟弥漫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只有拥有9亿多农民的中国农村是个死角，农民被排斥在货币战争之外永远富不起来。农村发展本土金融是有优势的，因为农村是一个熟人社会，熟人社会的游戏规则靠的是善良、诚信、和谐，信息的采集不需成本，大家知根知底，谁不守诚信将被熟人社会集体抛弃，不仅自身受损，还将祸及子孙。把这些规则发掘出来用在发展农村金融上非常可行。

　　4.做好“绿箱”的文章。“黄箱”已经关闭，“绿箱”应全面打开。像土地整理、农田水利、农村道路、扶贫开发等都应该加大投资力度，村村通只通到村部而不是每个自然村。道路是农业发展的经络，生活的道路通了，生产的道路还无从谈起。水资源是农业发展的命脉，我们的有效灌溉面积为52％，有效灌溉是传统农业都追求的而我们要实现农业现代化都做不到这一点，还怎能实现现代化？再如农电、治污、扶贫等有很多地方都可大做文章。我们还有一亿多贫困人口，按照国际人均消费每天最低2美元的标准我们的贫困人口会更多。这么多贫困人口每年的扶贫资金400多亿元，平摊到每个人身上也就200多元，解决不了实质问题。首先中央层面应该形成合力，财政、发改委、扶贫办、民政部门都有扶贫资金、扶贫项目，这就使得扶贫力量过于分散，应该把这几股力量拢成一家形成合力，财政拨款也应大幅增加。总之“绿箱政策”潜力很大，应充分挖掘。粮食安全抑或农产品安全，首要的是能力安全，能力安全的关键是强力植入现代元素。

　　其次，紧扣“四品”，提升二产。提升二产首先必须完整地打造几条产业链条。一是粮食及农副产品的生产加工产业链，二是畜牧及水产品的生产加工产业链，三是林业及林产品的生产加工产业链，四是秸秆的综合利用产业链。“四品”即农产品加工的品相、品质、品位和品牌。品相即要好看；品质即要有好的质量；品位即要上档次，从舌尖上的安全到舌尖上的美味；还要创立品牌。人类消费已经进入品牌时代，我们就必须在品牌上下功夫，拓展市场，根据消费者需要打造品牌。大国崛起首先要品牌崛起，现在我们有1500多种产品在世界上产量第一，但能叫得响的国际公认品牌十分有限，打造品牌意义非常重大。有一个例子很有意思，陕北有个洛川县，自然气候条件适宜种苹果，当地政府搞了个创意说洛川苹果是人类第四个苹果，第一个苹果是亚当夏娃偷吃的苹果，第二个苹果是砸在牛顿头上的苹果，第三个苹果是乔布斯创立的苹果，第四个苹果就是洛川苹果，从此洛川苹果身价倍增。

　　再者，致力创新突破，提升三产。农业服务业发展前景广阔。越是发达的国家，农业服务业越成为热门职业。美国农民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一点多，而为农服务的服务业却占总人口的20%。中国这一行业尚待挖掘的潜力十分巨大。一是创新研发。特别是种子，现在社会对转基因问题分歧很大，但是作为科研转基因技术一定要深入研究下去。转基因的核心问题其实应该是一个国家的粮食安全问题。转基因问题、生物技术问题，全世界都在关注，日本的大米现在20元钱一斤但是国家规定不允许进口，由国家补贴农民自己生产。印度也提出种子限期国产化，现在许多国家要求种子民主，即对种子有选择权，防止种子帝国的操控垄断。连美国在“9·11”之后都出台了震惊世界的生物国防法，防止恐怖分子利用生物技术在动植物上做手脚，危害国家安全。关于转基因问题，中央已经明确提出研发要深入，推广要慎重。特别是种业，我们7000多家种业销售公司2013年的销售只占世界的2％，排在前十位的种业公司美国占四家。最近很热的问题是土豆成为主粮问题，土豆营养非常丰富，矿物质含量是苹果的几十倍，综合营养也是苹果的三倍多，土豆消费俄罗斯最多，每年人均170多公斤，英国120多公斤，美国50多公斤，我们是31公斤，世界平均50公斤。我国土豆种植面积上亿亩，现在土豆的平均产量960公斤，它的潜力亩产可达一万多斤，现在科学家正在研发制造各种土豆食品，土豆饼干、土豆面包等，开发潜力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