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底召开的省委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努力赢得未来发展主动权”，这与《孙子兵法》讲的“致人而不致于人”异曲同工，追求的都是事物发展的主动权。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要主动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经济新常态之下，地方经济在趋势上更多体现了共性的东西，很难风景这边独好；在程度上则更多体现了个性的东西，分化发展苦乐不均。怎样从地方实际出发，谋求一个更好的发展局面，是一个充满紧迫性挑战性的话题。

　　形势判断须“准”

　　经济发展新常态，中央有“三个特征”“九个趋势性变化”的深刻分析，开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药方。对地方来说，应该将这种经济上的“世界观方法论”具体化、精准化。只有由表及里、由“形”看“势”，才可能达到“治未病”的境界。看到积极变化不难，难的是看到差距和问题，特别是总量和平均数掩盖下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要看到周期性和结构性问题。一般认为，经济新常态是世界经济周期性问题和我国经济结构性问题及其相互作用造成的。近几年，我国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地区、行业、企业发展分化明显。四川经济增速从2010年的15.1%下滑到去年的7.9%，主要的个性原因，一是汶川特大地震灾后重建及淡出，既垫高了基数，又透支了潜力，属于自己的小周期因素。二是结构性因素，我省重化工比重达65.8%，六大高耗能和传统资源型行业比重达38.1%，这种偏重的产业结构稍好于黑吉辽晋等地，本轮经济下滑首当其冲，也是“去产能”的主要对象。灾后重建已然远去，产业结构形成由来已久，重建经济增长新平衡尚需时日。

　　要看到趋势性和不确定性问题。分析经济形势，“回头看”容易，展望未来难。中央权威人士判断我国经济会经历一个L型增长阶段，这个趋势较为确定。但L型底部的长度、均值、离散度则充满不确定性，L型之后呢？又是一个不确定性。省内有研究机构认为，未来几年四川潜在经济增长率接近9%.这一估算也不是没有道理，不过前提是人力资源、技术、管理以及制度安排、经济政策等资源要素得到最优和充分配置，所以，这应该还是一个理想值。如果考虑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的冲击，我们就不能对经济增速抱有过高期望，毕竟动力转换、产业接续都有一个过程，确需摆脱“速度情结”和“换挡焦虑”，适当提高对增速换挡的容忍度。

　　要看到方向性和积极性变化。省委经济工作会议总结的我省经济新常态“六个阶段性特征”，是做好当前地方经济工作的逻辑起点。值得注意的是，省委早在十届三次全会上就有一个重要判断，四川已进入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过渡的发展阶段。中央把四川列入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域，就是一种肯定和期待。去年我省高新技术产业产值突破1.3万亿元，增长10.4%，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50%，新能源汽车、锂离子电池、太阳能电池、智能手机等高科技产品更是井喷式增长，这些积极变化极具标志性意义。与此同时，我省传统优势产业改造升级步伐加快。四川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关键是要站对“互联网+”或“+互联网”这个风口，广泛运用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这是方向，也是重点，必须坚定不移统筹兼顾全力推进。

　　发展举措求“实”

　　打好地方经济发展主动仗，必须坚定不移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经济工作会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举措。做到规定动作一丝不苟，同时也要有几招务实管用的自选动作，才可能打赢“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歼灭战，营造比较优势乘势而上。

　　完善规划体系。政府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愿景和预期，主要通过五年规划来安排。当前正是各地制定完善“十三五”规划的窗口期，应该把形势看准、问题看透、要紧的几件事想明白、谋篇布局的框架搭好。体制内集思广益的程序十分完备了，应该创造条件更好地开门纳谏，充分听取智库、专家和企业家的意见，以祛除规划部门化、人格化、作业化的痼疾。大力推行发展规划、城镇规划、土地规划等“多规合一”，并通过执法执纪增强刚性，好的规划要“一张蓝图绘到底”。我这几年一直关注成都经济业态的有序演进，有两个文件特别“顾名思义”：一是2009年成都制发《工业集中发展区“一区一主业”布局优化方案》，明确了各区市县的工业发展定位，避免眉毛胡子一把抓；2015年底成都又升级出台《工业空间布局规划》，提出要“发展大产业、打造大园区、推进大融合、实现大集约”，形成“3（大创造、大智造、大车都）+N”的工业空间布局体系。“优化生产力布局”是经济发展顶层设计的核心，在这点上，成都的做法是可圈可点的。

　　充实政策工具箱。各地促进经济发展政策很多，但工具箱意识不强，往往“书到用时方恨少”。尽管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调子在中央，但地方在现行事权财权格局下的政策选择空间还是不小。平时要分门别类研究储备，形成多个维度的政策体系，比如从中观微观的角度、从供给侧需求侧的角度、从产业多样化集群化高效化的角度，以及从改革创新兜底的角度、从激励约束的角度等，要建立政策实施效果的第三方评估机制，与审计监察、督查督办结合起来，缩小政府与市场主体的“温差”。当前“五大歼灭战”对地方政府社会兜底政策是个巨大考验，需要提前做好政策资金储备和应急预案准备，才能更好“凤凰涅槃”。

　　建好重点项目库。地方经济发展如果不落到项目上，容易陷入空谈。当前各级政府都建有重点项目库，问题是成分过于单一，门槛就是投资体量大小。我们不否定这在特定发展阶段上的合理性，但从推进结构性改革的角度看，需要对重点项目库重新进行顶层设计。一是做减法，建立负面型重点项目库。比如通过调查摸底、仔细甄别建立“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负面重点项目库。二是做乘法，建立创新型重点项目库。比如军民融合、智能制造、原创性集成性创新、新业态新模式等方面的项目。三是看长远，建立后备型重点项目库。综合考虑新工业革命、国家战略、区域竞合、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等因素，储备一批事关长远发展的后备项目库，精心培育，功成不必在我。对所有入库项目实行动态调整和跟踪管理，确保科学有效。

　　更好运用市场机制。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取向和实践表明，市场意识越浓、市场体系越健全、市场机制作用越充分的地方，经济发展质量效益就越好、抗风险能力就越强。我们现在评估“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政府和市场的边界是否清晰，政府是否真正简政放权、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创造条件。在投资边际效率下降、要素收益递减等客观经济规律作用下，传统的“大干快上”不仅费力不讨好，还会留下后遗症，市场化程度越高的产业越不过剩就是这个道理。我省从去年开始探索发力“财政转变支持产业发展方式”，通过构建完善产业投资基金体系、积极推广PPP模式、构建财政金融互动政策体系等途径，整合财政资金，运用市场机制，撬动社会资本，发挥引导和乘数效应，在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上可以说初见成效。

　　环境营造要“优”

　　地方政府是发展环境的营造者，负主要责任。发展环境有硬软之分、有政经社之别，从不同方向着手，就会有不同收获。

　　推进地方政府现代治理。培养良好的营商环境，吸引全球优质要素的集聚，关键是要有好的现代治理结构，增强投资者和企业家的发展信心。在法治和民主的大逻辑下，地方政府当下最要紧的是准确划分政府与市场、与社会、与公民的权力边界，进一步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有效维护市场秩序，切实筑牢社会兜底防线，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产品。当前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要更多遵循市场规律，更多运用经济手段有序推进，行政手段只能作为必要补充、少用慎用，尤其要防止简单粗暴拍胸脯决策，导致经济陡峭下行。

　　大力弘扬创新文化。中国经济从改革开放到现在，最核心的竞争优势是“成本为王”。但当我们在不少领域从追随者向领跑者转变时，只有创新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近日，上海出台《天使投资风险补偿管理暂行办法》，“一石激起千层浪”。虽然多数创新创业型公司生存期只有两三年，上海的做法看似“补偿失败”，但这些初创公司探索的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本身具有巨大的正外部效应，鼓励创新须宽容失败，政府补偿显然天经地义。从鼓励创新的角度看，上海已从一般号召走到了具体政策层面，极具风向标意义。要知道中国的中小企业提供了半数的税收、六成的GDP、七成的发明专利、八成的城镇就业岗位，更是地方经济的主力军。

　　加快建设信息基础设施。世界经济论坛2016年年会提出，我们即将迎来第四次工业革命，其主要特征是各项技术的融合，以移动互联网、云技术、大数据、新能源、机器人及人工智能技术为代表，并将日益消除物理世界、数字世界和生物世界之间的界限。尽管专家对此尚有争议，但并不妨碍我们从中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如果说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发展，过去更多得益于“海陆空”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那么将来将更多得益于信息基础设施的改善。贵州、重庆大数据产业的异军突起像一个预言，农村电商带来的富民效应就是明证。地方政府在坚定不移抓好“铁公机水”建设的同时，一定要站高谋远，把信息基础设施作为当下最重要的基础设施来规划建设，把信息及相关人才作为当下重要的生产要素来集聚使用。只有这样，我们才不会被新一轮工业革命甩在身后。（作者系省政府研究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