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机制不完善是“僵尸企业”的主要成因

　　“僵尸企业”（zombie company/zombie firm）一词最早出现于对20世纪90年代早期日本资产价格崩盘后漫长经济衰退的研究中，意指接受信贷补贴的企业或没有利润的借贷企业。结合已有的学术研究成果和我国的国情，我们认为“僵尸企业”是指不具有自生能力，主要依靠政府补贴、银行贷款、资本市场融资或借债而勉强维持运营的企业。

　　我国现阶段的“僵尸企业”大多分布在产能过剩行业，既存在于钢铁、水泥、电解铝等产能绝对过剩行业，也存在于光伏、风电等相对产能过剩行业。对于前者，由于行业的需求高峰已经过去，其中的“僵尸企业”很难重生；对于后者，由于市场前景长期看好，如果能熬过凛冬，随着技术成熟、产品完善和市场启动，“僵尸企业”还有重新焕发活力的可能。另外，有相当部分“僵尸企业”是处于衰退产业（如服装产业）中的企业，主要是由于国内产业竞争力下降或已进入产业生命周期的衰退期，产业已不能容纳原有数量的企业，在部分企业通过转型升级而存续下去的同时，其他企业将不得不转型或退出。当然，从所有制结构看，“僵尸企业”大多属于国有企业，这主要是因为国有企业规模大、员工多、在地方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容易获得银行贷款，但同时社会包袱重、人员下岗分流难度大，于是成为“僵尸企业”的主体。

　　从“僵尸企业”的生存状态看有三类：一是死亡企业，这类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已无法抵消可变成本，长期处于停产状态；或者企业已资不抵债或无法支付到期债务，但企业的债权债务尚未得到清理。二是显性“僵尸企业”，这类企业尚能经营，但营业收入已不足以支付包括工资、管理费用、原材料费用、贷款利息、税金等在内的全部成本，企业连年亏损，处于高负债率状态。三是隐性“僵尸企业”，这类企业从表面看似健康，但需要来自外部（主要是政府）的持续救助维持经营，或者仅能偿还债务利息但不能削减债务负担。

　　“僵尸企业”的成因较为复杂，宏观经济环境、产业所占所处生命周期、企业自身经营管理水平和技术水平都是重要的因素，但从根本上说，当前“僵尸企业”的存在主要是因为我国市场机制不完善、政府过度保护、产业政策选择性过强，使得市场无法快速出清而造成的。

　　第一，选择性产业政策和地方保护是“僵尸企业”的制度性成因。我国长期以来采用的是选择性产业政策，但是由于信息不对称和创新的不确定性，在事前很难选择出未来市场竞争中胜出的企业和技术路线，选择优胜者的产业政策往往无法取得预期的效果并造成市场扭曲。地方政府出于增加GDP和税收的考虑，普遍采取给予土地、税收优惠和放宽环保、能耗、温室气体排放等监管的方式招商引资，不但造成过度投资从而催生大量过剩产能，也使得一些低效率的企业能够依靠补贴或减少成本支出而生存下去。

　　第二，资本市场发育滞后为上市“僵尸企业”维持生存提供了条件。股票市场具有很强的融资功能，但我国股票发行实行审批制与核准制，退出机制又不健全，“壳资源”稀缺，上市身份本身就具有巨大价值。20多年来，A股真正退市的上市公司只有四十多家。凭借上市身份，许多“僵尸企业”采取增发募集资金、出售名下资产和股权、将政府补贴直接转化为利润等方式避免退市，甚至能够通过资产重组、并购将“壳资源”卖出好价钱。

　　第三，一些体制机制障碍制约“僵尸企业”按市场规律退出。“僵尸企业”退出的最大阻力是人员和资金问题。一方面，企业破产后会造成大量职工下岗，如果不能给这些下岗职工提供失业后的生活保障、妥善安置他们再就业，可能会影响社会的稳定；另一方面，只要企业能够按期偿还贷款利息，银行就能维持好看的“报表”，企业破产则会导致银行坏账问题暴露。因此，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银行，都尽可能对“僵尸企业”提供各种支持，使他们能够维持运营。

　　全面评估、精准施策是处置“僵尸企业”的当务之急

　　“僵尸企业”的存在加大了金融风险，严重影响到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一是降低了资源使用效率。“僵尸企业”都是靠“输血”生存，需要汲取各种资源来维持生存却不产生经济效益，如果这些资源被用于健康企业或成长性领域则能够获得更好的收益。国际金融危机后，尽管我国实施了宽松的货币政策，但仍有一些有市场、有活力的企业遭遇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信贷资源被低效企业占用。二是恶化市场竞争秩序。一方面，为效率低下的“僵尸企业”提供补贴和低成本信贷，这本身就导致了对其他企业的不公平竞争；另一方面，大量“僵尸企业”的存在加剧了产能过剩，使整个产业陷入低价竞争的泥潭，产业盈利状况恶化，企业无力进行创新投入和转型升级。三是加剧金融风险。“僵尸企业”背负大量债务却又缺乏偿债能力，而且往往涉及“三角债”或担保等关联责任，随着时间的延续，其经济效益不能好转、债务问题不断加剧，金融系统的风险也将随之不断增加。一旦一批“僵尸企业”违约，银行的不良贷款会大幅度增加，可能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造成一系列企业的破产倒闭，放大金融风险。

　　虽然“僵尸企业”的大量存在会引起上述风险，但并不意味着所有“僵尸企业”都应被淘汰。事实上，一部分“僵尸企业”随着经济形势的好转、企业转型的成功也能够重新焕发活力。20世纪90年代后期到21世纪早期日本“僵尸企业”中的大部分并没有破产或退市，大部分存活下来的“僵尸企业”的绩效在近年还有了显著提高。因此，“僵尸企业”情况千差万别，不能采取“一刀切”的处置办法，而应抓住重点、分类化解、精准施策，协调推进。

　　全面评估。对资产负债率高企、无法准时偿还银行到期利息、纳税额明显减少、用电量明显降低、拖欠职工工资等特征的企业进行重点排查，委托专业机构对其资产负债状况和发展潜力进行评估，并根据经营状况、困难成因、发展潜力等进行分类，对于无法继续生存的企业，提出退出市场方案，对于仍有发展潜力的企业，编制有助于企业成长的发展规划。这个过程中，尤其要注意促进银行利用大数据等技术手段对贷款客户进行准确评估，加强政府与金融机构合作，全面分析“僵尸企业”的现状。

　　精准处置。根据“僵尸企业”的不同情况，清理退出一批、兼并重组一批、改造提升一批。对不符合国家能耗、环保、安全、质量标准的落后产能企业，绝对产能过剩产业和衰退产业中长期亏损和停产的企业要加快清理退出，并对土地进行腾退，给优势产业和企业的发展腾出空间。对因管理水平落后、暂时性产能过剩而出现亏损，但企业技术装备水平较高、产业发展前景长期看好的企业，重在兼并重组，一方面通过帮助企业降低债务负担、提升管理水平，推动其走上良性发展轨道；另一方面加快兼并重组，盘活存量资产，避免优势企业扩张时重建新项目造成产能进一步扩张。由于我国企业在整体上与发达国家在装备、技术、产品质量等方面存在较大差距，因此不退出的“僵尸企业”都要进行改造提升，一方面政府在技术改造投资、产业基础研究和共性技术研究方面给予一定支持，更重要的是企业要主动加强技术、产品、商业模式等方面的创新，开发出市场有需求、有竞争力的新产品，提供有效供给。

　　协调推进。处置“僵尸企业”是一项非常复杂的社会经济系统工程，必须全面协调推进。一是从组织上要有专门机构负责总体的协调职能；二是推进金融体系改革与处置“僵尸企业”相结合，重视借助政策性融资和资本市场灵活利用金融工具，充分发挥金融在处置困难企业中的服务作用，增强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服务能力；三是社会政策与“僵尸企业”破产政策相协调，建议中央和地方共同出资建立企业退出基金，对下岗职工进行补偿、安置，加强转岗、创业培训和支持，完善下岗职工的社会保障。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僵尸企业”的治本之策

　　处置“僵尸企业”，应减少政府行政干预，主要由市场机制决定其破产、重组还是存续，以及存续企业转型、改革的方向。但另一方面，也要发挥政府的积极作用，政府作用的发力点在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善市场竞争环境，通过市场竞争机制来淘汰“僵尸企业”。

　　健全法律制度。使“僵尸企业”的破产、兼并、重组有法可依，也让企业形成稳定预期，打消侥幸心理。

　　转变产业政策。纠正不恰当的财政补贴等市场扭曲行为，实现从选择性产业政策向对所有企业一视同仁的功能性产业政策转变，重在完善市场机制和企业发展的软硬件环境。

　　完善金融体系。一方面，不断创新金融工具，通过市场化的多种融资手段支持“僵尸企业”在市场出清。另一方面，稳步推进上市公司注册制改革，改变“僵尸企业”凭借上市身份获得补贴、贷款维持生存的局面，扩大优质企业的融资渠道。

　　深化国企改革。国有“僵尸企业”在全部“僵尸企业”中占有较大比重，因其国有性质也更便于采取产业政策进行处置。通过国有资本预算和业绩考核等手段，加快国有落后产能企业淘汰和无效资产剥离；为技术水平领先、行业具有发展潜力的企业补充资本金，使其恢复造血功能；以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为整合平台，推动“僵尸企业”中的优质资产进行兼并重组；积极引进民营资本开展混合所有制改革。（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