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的《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一书，在众多期盼中，于建党95周年之际正式出版了，这是中共党史研究中的一件大事、喜事。

　　为什么说它是“众多期盼”呢？这部书的前身，是中央党史研究室在建党70周年之际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这本书是在胡乔木同志的指导下，由胡绳同志主编完成的，是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导下的“一部中等篇幅的内容比较完善而完整的党史”。胡乔木同志对这本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接连用了三个“可”字，称它“写得比较可读、可信、可取”，并说“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然还得作必要的增补”，期待着进入21世纪后再出版类似于《中国共产党的八十年》之类的书。这番话是胡乔木同志在1990年8月说的，如今又过了26年，终于在中央党史研究室领导和同志们的努力下实现了。此时此刻，重读胡乔木同志的这篇《题记》，自然会生出许多感慨，并为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同行们这种锲而不舍、不懈努力的敬业精神所感动。

　　难能可贵的是，时隔26年，这部《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依然保持着当年胡乔木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题记中所说的“可读、可信、可取”风格。

　　说它“可读”，是因为这部书继续保持了《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要言不烦，却又能将“大写意”提纲挈领、突出重点的风格与“工笔画”浓墨重彩、精雕细刻的风格很好地结合起来，使读者在读这部党史时，能够见事见人见精神，当年艰苦奋斗的场景跃然纸上。不仅如此，它又紧跟时代发展前进了一大步，将读文时代的传统与读图时代的优势结合起来，给读者提供了大量文字以外的信息，既有仔细挑选的图片、资料，又有精心绘制的地图、示意图。这些创新，使读者读了这本书，既可以领略历史的厚重，又不至于那么沉重，也给读者预留下浮想联翩、触景生情的空间。

　　说它“可信”，是因为这部书继续保持了《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论从史出、有一份材料说一分话、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依据了大量的档案资料，并具有党史学者的理论分析与思想洞见，使全书鞭辟入里、可信可据。例如，讲到第二次国共合作是如何达成的，著者用了5页的篇幅，运用丰富的历史档案，翔实地阐明了整个过程。又如，关于我们党是如何制定八大路线的，著者用了近18页来详细说明，既阐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特别是苏共二十大的影响，也阐明我们党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步探索，还如实说明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当时对苏联模式的初步反思，在此基础上再来说明党的八大路线是如何形成的，八大会议上许多领导人的重要发言是如何从不同方面对八大路线作了补充和进一步阐发，八大会后又有哪些重要的新探索。这就使读者对于党的八大路线的了解更加立体化，纵深感更强，由此才能强烈地感受到，一个正确思想并不是凭空产生的，产生之后要想一以贯之地坚持和发展，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在讲到我们党是从如何通过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义无反顾地、坚定不移地走上改革开放、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确道路的，《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一书，同样有不少细致的历史刻画与理论分析。读了这些，对于我们党强大的生命力、适应力和与时俱进能力，对于我们党有强大的自我纠错、自我净化、自我总结、独立探索、独立创新能力，那种感佩与自信之情，会从心底油然而生。

　　说它“可取”，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做到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科学性、思想性、权威性上前进了一大步。这正是广大党史工作者所翘首期盼的。这不仅是因为26年前党史界的前辈们通过《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为今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不仅是因为中央党史研究室后来又推出了《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和第二卷，也不仅是因为时代的发展、改革的深入、党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深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课题有了更为深刻系统的认识。对于中共党史学科的发展来说，这些无疑都是重要的、不可或缺的。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这些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于中共党史研究高度重视，给予了及时而有效的指导。这是当代中共党史研究最为得天独厚的条件。我们应当加倍努力，产生一批有时代高度、理论深度、历史厚度的党史专著，不辜负这个极好的时代。

　　早在党的十八大以前，习近平同志就高度重视党史工作，给予了富有创见性和针对性的悉心指导。特别是2010年7月21日，他在全国党史工作会议上发表的重要讲话，针对历史虚无主义的严重影响，旗帜鲜明地指出：“以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和宣传党的历史，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执政使命的必然要求，是应对意识形态领域挑战，抵制西方敌对势力西化、分化图谋的必然要求，是开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局面的必然要求，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关系我国社会主义前途命运。”他还指出：“坚持实事求是研究和宣传党的历史，就要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我们党的历史，就是党围绕这个主题和主线，领导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开展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并取得伟大胜利的历史，是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丰富、发展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伟大成果的历史，是党自觉加强自身建设、保持和发展先进性、经受住各种风险考验而不断发展壮大的历史。这就是党的历史发展的主流和本质。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把党史研究摆在更加重要的地位加以强调，号召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认真学习党史、国史、军史，并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

　　关于学习党史国史对于提高治国理政能力的重要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这门功课不仅必修，而且必须修好。要继续加强对党史、国史的学习，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做好现实工作、更好走向未来，不断交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合格答卷。

　　综观世界历史，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都会跌宕起伏甚至充满曲折。在中国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没有先例，犹如攀登一座人迹未至的高山，一切攀登者都要披荆斩棘、开通道路。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有其主观因素和个人责任，还在于复杂的国内国际的社会历史原因，应该全面、历史、辩证地看待和分析。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该放在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不能离开对历史条件、历史过程的全面认识和对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不能忽略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偶然性的关系。不能把历史顺境中的成功简单归功于个人，也不能把历史逆境中的挫折简单归咎于个人。尽管他们拥有很高的理论水平、丰富的斗争经验、卓越的领导才能，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认识和行动可以不受时代条件限制。不能因为他们伟大就把他们像神那样顶礼膜拜，不容许提出并纠正他们的失误和错误；也不能因为他们有失误和错误就全盘否定，抹杀他们的历史功绩，陷入虚无主义的泥潭。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对自己的错误所抱的态度，是衡量这个党是否真正履行对人民群众所负责任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

　　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改革开放前后两个30年的重要论述，更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解决中共党史问题的典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20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虽然这两个历史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但两者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

　　以上这些重要论述，构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共党史研究的重要论述，是指导推动中共党史研究事业繁荣发展、自觉抵御历史虚无主义错误思潮的强大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在中央党史研究室所著《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这部专著中，很好地贯穿和体现了这些精辟思想，这也是它成功的根本原因。这部权威著作的问世，再一次生动地说明了一个基本事实，就是中共党史研究必须自觉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必须自觉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才能充分发挥党史研究对理论创新的推动作用、对党和国家决策的资政作用、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作者为《求是》杂志社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