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中夏是我们党早期的一位卓越领导人和杰出的工人运动领袖，又是我们党的一位重要理论家和学者。他组织和领导了长辛店工人运动、京汉铁路工人运动、上海日本纱厂工人罢工和省港大罢工等，长期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主要领导，撰写了大量关于工人运动方面的著作，对工人运动的政策和策略进行了深入探索和实践。

　　工人运动中政策和策略的重要性。关于政策和策略的重要性，毛泽东指出：“只有党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向正轨，中国革命才有胜利。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邓中夏虽然没有作出这样的高度概括，但他在组织和领导工人运动中逐步认识到政策和策略是关系到工人运动成败的关键问题。针对当时韦德刺杀军阀洪兆麟、自己也献出了宝贵生命这一事件，邓中夏站在政策和策略的高度指出：“韦德烈士牺牲精神虽足取，韦德烈士暗杀方法不足法，要打倒帝国主义与军阀，只有靠民众组织力量根本铲除其制度之存在。”1925年4月，邓中夏总结上海日本纱厂工人罢工取胜的经验有：事先领得工钱、临时组织得力、口号适当、传单得力、对准对方弱点猛攻和有自卫的特殊组织等，认为这些是“这次相当胜利的主观原因”。9月，他在总结省港大罢工的经验时再次强调政策和策略的重要性，指出：“我们这次罢工，所以能坚持三个月，一些都不动摇，第一个原因，可说是我们工友的齐心；第二个可说是由于我们的组织好，但是最好的还是我们的政策。”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广泛统一战线的策略。京汉铁路大罢工失败后，邓中夏认识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敌我力量悬殊，单靠无产阶级孤军奋战是不行的，工人阶级要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必须寻求和建立广泛的同盟军。1923年10月，他指出：“中国新式工业下的劳动者，可统计的只不过六十三万余名，充其量亦不过一百万名。”而“我们敌人力量很大，他们据有经济上的优越地位，更握着国家的政权、军队、警察、监狱等有形的压迫机关，学校、宗教、报纸等无形压迫的麻醉方法。”面对强大的敌对势力，工人阶级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和巩固统一战线。在上海日本纱厂工人罢工期间，邓中夏就积极争取上海无产者的支持，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他在总结“五卅运动”失败的教训时指出：“很显然的，上海‘五卅运动’之未能得到如何直接的结果，固然是由于资产阶级之出卖，小资产阶级之怠工，然而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无产阶级之孤立，无产阶级未能取得广大农民与城市贫民的援助而孤立。”随后，他撰写了大量的文章，反复阐述“工农联合”“工农兵联合”“工农商学联合”的重要性。邓中夏要求在国内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的同时，还要求加强全世界无产阶级间的联合，要求中国工人加入“赤色职工国际”，在它的统一领导下，开展世界无产阶级革命。

　　缩小打击面，集中力量打击主要敌人的策略。“五卅运动”之后，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运动浪潮席卷全国。在省港大罢工初期，出于对帝国主义镇压中国人民的愤慨，罢工委员会提出了“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口号，禁止所有轮船来往香港，封锁香港。这种封锁策略在给各国帝国主义以沉重的打击的同时，也给广东带来不便。因为当时的广东，经济以农业为主，广东许多农产品输往香港或经香港中转到其他地区，广东的许多日用品也要经香港输入，长此下去，农民、商人便有可能反对罢工。与此同时，“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口号，容易使帝国主义列强结成反华联盟，英国就极力利用它大做文章，拉拢列强对华采取军事行动。事实上，各帝国主义在华利益并不完全一致，华南地区是英国的势力范围，而美、日、法等列强不愿英国独吞，并幻想能有机会取而代之。面对这种情形，邓中夏决定实行“单独对英”的斗争策略。根据邓中夏等人的建议，1925年8月14日，省港罢工委员会发布了《省港罢工委员会关于设立特许证的通告》，规定“凡非英国产品及不由英国船只又不由香港运来者，一律准发给特许证，准其存入非英国之货仓，并准其出仓。”邓中夏等制定“单独对英”政策取得了极好的社会效果。邓中夏后来总结时指出：“这一个‘凡不是英国货英国船及经过香港者可准直来广州’之原则，是省港罢工的中心策略，真的，在这个中心策略之下，解除广东经济的困难，保持广东商人的中立，拆散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最后还促进广东经济的独立发展，使这个伟大的罢工，得以坚持如此长久的岁月，就是由于这个中心策略之正确。”

　　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相结合的策略。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主要有三种形式：经济斗争、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对工人运动而言，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是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在处理政治斗争与经济斗争关系问题上，邓中夏反对只作单纯的经济斗争而忽视政治斗争、忘记工人阶级的政治任务的倾向，要求工人阶级“千万不可为经济斗争的狭隘意义所囿，而忘记了政治斗争，须知经济问题与政治问题有绝对之关联，如政治问题不解决，经济问题绝对没有解决之可能。所以我们须把经济斗争接连着政治斗争乃有意义。这是我们不可一时忘记的。”邓中夏在反对单纯经济斗争的同时，也反对忽视群众切身经济利益空喊政治口号的做法。因为当时工人生活极为困难，劳动条件差，应想办法改善工人的生活条件，提高其工作福利，决不能“徒务清高之虚名，而弃置切实之实利。”他指出：“工人阶级的斗争，不论经济的政治的，只有一个最后的目的，就是劳动的完全解放。劳动的完全解放，只能在资本主义制度推翻，政权完全操入劳动者手中之后，但即使在资本主义组织之下，我们不否认为改良劳动待遇条件，增高工人生活程度以及部分的要求，至实行最激烈的坚强的斗争。”（作者单位：华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