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技能工人也可以是一个家庭、一个青年人的第一选择，而非最后选择。”

　　“职业教育不应是退而求其次的选择。”

　　这两句话，分别出自一位国际组织首席执行官和一位中国职业教育学院的院长之口，并在现场引发议论。

　　在里约奥运会激战正酣之时，8月13日，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的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选拔赛在上海拉开帷幕。主办方世界技能组织首席执行官大卫·霍伊在现场说，技能工人的水平是决定一个国家是否能成为质量大国、质量强国的重要因素，“希望通过大赛的举行让更多国家尤其是亚洲国家的家长们明白，上大学并非是子女未来唯一成功道路，成为技能工人也可以是一个家庭、一个青年人的第一选择，而非最后选择。”（新华社8月13日电）

　　同日，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院长杨秀英向现场观众宣讲时说：“职业教育不应是退而求其次的选择。社会对技能人才的轻视，很大程度上是考试制度造成的。我们的考试制度是按分数从高到低排序，这很容易让职业教育被认为是退而求其次的选择。”（《工人日报》8月15日报道）

　　大卫·霍伊和杨秀英的观点之所以引发议论，应该是与大多数国人的选择发生了冲突。

　　报载，中国就业促进会副会长陈宇曾讲过这样一件事。20年前，一位工人着迷焊接，消灭了长征火箭的焊接事故，拿到许多荣誉，“而他最大的愿望是上大学，他不想作为一个技校生完成一生的伟业”。

　　“社会上对职教存有偏见，好像这是上不了大学的孩子才走的路，而成功的人生一定要有大学文凭。”陈宇说。

　　确实，上大学是当下多数家长和孩子的“第一选择”。那么，秉持上大学这一“最大的愿望”有没有道理呢？或者说，人们为何不把上技校当技工当作“第一选择”呢？

　　笔者曾多次采访全国两会。每次两会上，培养高技能人才都是来自企业、工会的代表委员讨论最多的话题之一，比如“设计出来制造不出来；制造出来缺陷比较多”“未来几年，我国将需要技工2700万人左右，需求缺口达到1：4～1：6”等等。然而，“社会地位低，经济收入差，活儿累”又一直是拦着学子们上职校当技工的屏障。

　　来自企业的李海滨讲了一个故事：他曾跟一位德国总工程师聊天，这位总工程师骄傲地说：“我儿子比我强。”细问得知，他儿子是一家鞋企的技师，“我很震惊：技师怎么会比总工程师强呢？原来，他们的收入差距很小，并且都因为有技能而受人尊敬”。李海滨反问：如果一线工人的收入上不去，又怎能踏踏实实在岗位上钻研呢？

　　其实，李海滨已经回答了一个普遍问题：说起技工荒，有人就去指责别人观念滞后，指责家长不送孩子上技校，指责工人不踏实，甚至提出“分配指标上技校”的思路。但“社会地位低，经济收入差”的状况不改变，你会把送孩子上技校作为“第一选择”吗？

　　所幸的是，市场正为人们上技校当技工开辟着广阔之路；而“双创”的潮起潮涌，也正助推技能人才的价值回归市场的理性。一家民营企业的“技术大拿”王钦峰就说自己是企业里的“最富农民工”：公司每年评出优秀员工，直接奖励企业股份，他获得的奖励让管理层都羡慕不已。

　　技工、高技能人才作为人力资源，其收入自然应该由市场这只“无形之手”来调节。人们相信，随着企业改革的持续深化和“双创”环境的优化，王钦峰式的体面技工会越来越多，相应的，把读技校当技工作为“第一选择”的家长和学子也会多起来。

　　然而，这并不是说政府就可以无所事事。近日新华社报道称，人社部提出对接受技工教育的贫困家庭学生，各地要按规定落实国家助学金、免学费政策，并对学生每年给予3000元的补助。而杨秀英院长介绍，上海2010年打通了中职和高职的“天花板”，最近又打通了中职和本科的通道……这些，都为让更多人做出上技校当技工这一“第一选择”铺了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