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房养老，未来将成为“财富幻觉”？

——潘英丽教授在上海交通大学的演讲

　　思想者小传

　　潘英丽，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现代金融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市政府决策咨询研究基地潘英丽工作室首席专家。1992年在华东师范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1993年获得美国国会富布赖特基金资助在纽约大学从事项目研究。发表论文百余篇，出版《中国经济金融转型研究》和《国际货币体系未来变革与人民币国际化（三卷本）》等学术著作20余部。

　　我们以为今天的财富净值足够养老，其实今天持有的财富净资产很可能有50%或者更多是虚幻的，是未来不能发挥养老功能的。这就是“财富幻觉”的含义。它是人口代际失衡造成的，也折射了老龄化社会危机的隐患。简单来说，老年人安享晚年需要的养老产品和服务，不取决于持有多少物质财富，而取决于年轻一代或两代人的剩余产品生产能力

　　“资产荒”背后是“好企业荒”。资源错配造成产能过剩和企业盈利能力大幅度下降。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甚至负利率，引发通货膨胀焦虑。家庭期望以实物资产来抵抗未来通胀，商业银行则认为房地产抵押贷款是最安全的金融资产。这使得一、二线城市的土地和房屋成为众人追逐的好资产，引起房价暴涨，将会给大部分家庭和金融机构带来难以规避的系统性风险

　　改革开放以来，财富积累可视为一个重要的时代特征，成为人们从事各项经济活动的基本动力。那么，对于亿万家庭而言，财富的本质和功能是什么呢？国民财富结构对家庭和社会有什么意义和影响？财富结构与人口结构、与社会经济体制是什么关系？今天，我希望通过引入“财富幻觉”概念对这些问题予以分析，给个人家庭的财富管理，也给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提供参考。

　　如何理解“财富是身外之物”

　　我们的宏观经济学教科书中，有一个理论叫做“生命周期的消费理论”。这个理论比较简单，但意义还是蛮深刻的。它的基本原理可以用一个平面图上的两条线来表示，其中一条随着年龄的增长向右上方倾斜，并在退休这一年垂直向下。它表示我们一生中的工作收入随年龄和资历的增进而上升、退休后不再有工作收入或者退休收入很少从而不足以支付日常开销的变化态势。这应该是一个全球普遍适用的规律。

　　那么，人们如何选择自己的消费模式，以便实现收入约束条件下在世人生的福利最大化呢？生命周期消费理论认为，给家庭和个人带来在世人生福利最大化的消费模式就是长期平稳的消费水平。这是因为，人们的客观消费需要是相对稳定的。消费大幅度增加时，增量消费的边际效用是递减的；　消费大幅度减少，则人们的痛苦程度会递增。人们在消费决策时先要做三件事：首先需要算出个人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收入大概是多少；然后给自己设定一个预期的寿命（这是该理论的一个缺点，事实上人们的实际寿命是很难预测的）；　最后是做一个决策，也就是打算给子女留多少遗产。假设一生可赚取1000万元，给子女留200万元，剩下的收入总额除以预期寿命就得到每年可以开销的消费支出。

　　经济学对储蓄的严格定义是，消费者当年可支配收入减去当年的全部消费支出后的剩余部分。这相当于传统农业社会农民家庭吃过、用过并扣除明年播种后的“余粮”。因此，社会储蓄就是一国当年总产出扣除消费后的剩余产品。财富则是在某一时点上以往历年储蓄的加总，用货币表示的话，就是个人或家庭的净资产总价值。现金、金融资产、住宅等非生产性资产和工厂、生产工具等生产性资产，一起构成财富的四大持有形式。

　　人们还清债务后到退休这段时间的储蓄积累，形成个人或家庭的财富。我在多次讲授生命周期消费理论后悟出，财富本质上是我们壮年期剩余产品生产能力向老年期消费能力转化的载体，其主要功能就是养老。在给学生上课时，我曾问过他们，什么是财富？有同学无法直接给出财富定义，就说“财富是身外之物”。这个说法只有很小一部分成分是对的。超出养老所需的部分对个人而言确为身外之物，对自身福利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但对大多数普通老百姓而言，财富的多寡对他们老年期的福利状态还是至关重要的。

　　怎样做好财富储存和增值

　　再讨论一下财富的储存形式。财富的储存可以有三种方式：一是直接保有具有使用价值的耐用消费品，如住房、家用电器等可以提供消费服务的耐用品或实物资产。

　　二是老一代人把他的储蓄借给年轻一代人用于消费，并且由年轻人未来创造的超出自身消费需要的剩余产品，来偿还给老一代用于养老消费。这是以信用为基础实现的剩余产品代际跨期交易。代际的跨期交易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由银行作中介，表现为壮年家庭和年轻家庭在银行的存款和借款。存款凭证即为老年一代对年轻一代剩余产品的索取权，贷款合约则为年轻一代的偿债义务。另外一种是父母和子女之间的资助关系。父母给子女支付住宅购买时的首付款，而子女则有赡养父母、照顾父母老年生活的义务和默契。

　　三是将储蓄存入银行、购买理财产品或投资基金、股票等方式。通过金融中介将储蓄转给企业，由其代理进行生产性投资，以增加未来消费品和消费服务的生产能力，实现财富的保值增值，并确保在未来需要套现时有足够的养老产品和服务可供购买和消费。

　　在商品和货币经济中，由于社会分工已经超越家庭、地区甚至国界，面对成千上万的产业，家庭和个人通常丧失了直接进行产业投资的能力。因而，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有必要通过金融机构或金融市场的中介平台，从事专业投资和财富管理。

　　“财富幻觉”与人口结构相关

　　那么，“财富幻觉”是什么意思呢？“财富幻觉”与央行印钞票无关，与资产泡沫无关，但与代际的人口结构相关。

　　在这里，我给出人口学家提供的反映人口结构的三组数字来讨论“财富幻觉”。这是我国三个不同时间点上的人口总和生育率。1961年我国的总和生育率是6.1，也就是一个家庭平均生6个孩子；1991年，这个数字是2.2；2010年以后，官方给出的总和生育率是1.55.假定我国实施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后，独生子女政策得到严格贯彻，那么新中国建立后出生的第一代人，即上世纪50、60年代那代人，大概是80后和00后两代独生子女总人数的1.33倍。有人可能会说，各地有很多“超生游击队”，也许可以从数量上缓解人口代际结构失衡。但是，如果这些超生人口没有相应的人力资本投资，那他们其实有可能成为社会的负担和不稳定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义务教育的均等化具有重大意义。

　　这样的人口结构意味着，不远的将来，我们很可能面临人口老龄化的社会危机。我们这一代有不少人指望买房养老。其实，买房养老的想法存在“财富幻觉”。老年人通常不需要也不应该住大房子。外国心理医学的相关研究认为，人老后腿脚往往会出问题，容易摔跤，在大房子里行动就更为不便，时间一长还会产生持续的精神压力，容易得抑郁症。假如住大房子又没有人陪，得抑郁症的概率还会更高一些。

　　目前，中国家庭的净资产中平均60%是房地产。当我们投资第二套房产时，存在的一个大问题就是，个体理性产生集体非理性的结果。老年人需要的是养老消费品和服务，而不是房子。我们今天持有房子的一个考虑是，在需要的时候用房产去置换需要的养老产品与服务。事实上，在这个置换过程中将面临两个惊险的“跳跃”。

　　一个惊险的“跳跃”是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讲的“产品的实现”。他说，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企业生产出来的商品必须卖出去，才能实现它的价值。今天很多企业产能过剩、库存积压，就是没有完成这个惊险的跳跃，因而很可能就此陷入破产境地。回到买房养老这个问题上来，进入老年期，我们抛售自己持有的房产，问题是谁来买呢？理论上说，应该是我们的下一代人用他们的储蓄来购买或者承接我们的房产。但鉴于之前说过的总和生育率下降，下一代的人数实际是减少的。同时，在政府实施二孩政策的背景下，这些人如果选择生养两个孩子，实际上就没有太多储蓄可以用来购买住房了。因此，当老人要卖房时，房价一定不是今天的价格，很可能只有今天价格的一半，甚至低于一半的价格。

　　第二个惊险“跳跃”就是我们以打对折的价格把房产变现后，还能不能按今天的价格买到养老服务。事实上，由于提供养老服务的年轻劳动力很少，到时养老服务价格很可能会翻番。

　　综上所述，我们以为今天的财富净值足够养老，其实今天持有的财富净资产很可能有50%或者更多是虚幻的，是未来不能发挥养老功能的。这就是“财富幻觉”的含义。它是人口代际失衡造成的，也折射了老龄化社会危机的隐患。简单来说，老年人安享晚年需要的养老产品和服务，不取决于持有多少物质财富，而取决于年轻一代或两代人的剩余产品生产能力。

　　社会资本也是一种国民福利

　　世界银行曾经将国民财富分为四个大类：生产性资产、自然资本、人力资源和社会资本。其中，最重要的社会资本是第一次提出来的。

　　关于社会资本，我们可以将其看作一国拥有的有效组织和管理社会、经济的能力。它由界定个人和集体、政府和市场的职能及关系，并使两组关系之间的协同效应持续增进的制度安排和服务体系构成。如果社会资本不足，物质财富在增进国民福利方面的作用显然就会大打折扣。

　　当前，社会上存在财富结构的失衡现象：一是重化工业的固定资产和房地产等实物资产过度投资、过度积累；二是自然资源（土地、森林、矿产、水与清新空气等）存在掠夺性开发和透支；三是人力资本的积累仍然不足；　四是包括制度、社会组织、诚信文化等在内的社会资本缺失。

　　前面三种失衡进一步表现为三种情况：劳动力简单再生产的衰减，即劳动者人数的减少与劳动者健康状况的不利变化；义务教育资源的总量短缺与分配不均；应试教育导致综合素质及动手和创造能力的下降。

　　在四大类国民财富的结构中，社会资本的缺失显得尤为关键。这涉及“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的问题。社会资本缺失的核心问题是政府职能的扭曲。政府职能应该是界定和保护私有产权，维护市场秩序，为市场有效配置资源提供制度保障，并提供公共服务和适度的宏观调控以弥补市场不足。由于政绩竞赛、税收利益、设租寻租的激励机制、政府配置资源的行政体制，以及优胜劣汰机制的缺失，则会一起造成社会资源的错配和财富结构的失衡。

　　其中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投资者面临严重的“资产荒”。无论家庭，还是金融机构，都不知道资金往哪里投。其实，“资产荒”背后是“好企业荒”。资源错配造成产能过剩和企业盈利能力大幅度下降。全球央行实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甚至负利率，引发通货膨胀焦虑。家庭期望以实物资产来抵抗未来通胀，商业银行则认为房地产抵押贷款是最安全的金融资产。这使得一、二线城市的土地和房屋成为众人追逐的好资产，从而引起房价暴涨。也许我们前一二十年赚了钱，财富也增值了，但并不能排除相对于房价上涨的未来财富贬值。而这样的人口代际失衡和财富结构性失衡，将会给大部分家庭和金融机构带来难以规避的系统性风险。

　　从三方面调整国民财富结构

　　如何消除“财富幻觉”呢？这就涉及财富结构的调整。财富结构的调整主要与国家的社会政策有关。中国未来14亿人口的客观需要是什么呢？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口老龄化和人均收入提高是最为确定的趋势。同时，我们可以确定食品和物质产品的消费在消费支出中的相对重要性将会不断下降，精神文化产品的体验和即时消费服务的重要性将会不断增加。

　　由于物质财富具有的技术折旧与物质损耗，再加上共享理念的兴起，人们对物质财富的需求会相对减少。最近高科技产业投资专家指出，我们目前持有的汽车90%的时间是趴着而非行驶的，无人驾驶技术普及将使家庭汽车需求减少80%.同时，在年轻一代乐意共享而非拥有时，对房屋的需求也将明显下降。

　　当这些新的理念主导社会消费主流模式时，人们对物质财富的需求将会减少，其市场价格无疑也会不断下降。比较而言，精神文化财富具有共享性、耐耗性。几百年前的古典音乐家创造的经典曲目，仍然得到越来越多的人喜爱；几千年前大思想家的经典著述，今天继续给我们众多的人生启示。精神文化精品的生命力和社会价值似乎并不存在折旧，反而会随着社会进步而不断增值。由此可见，具有文化内涵和技术含量的物质产品生产能力、精神文化产品的生产能力以及即时消费服务的供给能力，其重要性将日益显现。

　　针对当前国民财富结构与未来增进社会福利的客观要求不匹配现状，我认为可以从以下三方面调整财富结构：一、需要实施代际平衡可续型的人力资源开发战略，包括根据实际情况，逐步调整生育政策；加大义务教育资源的投入，提高义务教育均质和平等性；进一步推动教育制度改革，提高下一代综合素质、专业技能和创造力；推进再就业培训，让去产能过程中释放出来的劳动力经过培训在产业升级和服务发展中实现再就业，等等。

　　二、政府需要转变职能，发挥金融市场的积极作用。包括构建有效界定和保护私有产权的法律制度；健全信息披露制度，强化监管的威慑性，防范商业欺诈，提高市场透明度；健全优胜劣汰的企业破产和市场退出机制，营造适合好企业发展的生态环境；消除“资产荒”，打通储蓄通往高成长产业和高效率企业的投融资通道等。

　　三、需要强化知识产权的保护，并探索即时消费服务业的权责界定机制和新型商业模式，以此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即时消费服务业与传统制造业有着本质的区别，服务的生产、销售与消费是同一过程，具有很强个性化、人性化和专业技术要求。因此，与制造业产品质量的认证与鉴定不同，即时消费服务业的权责界定和质量保证相对复杂和困难。

　　服务提供者的职业道德、敬业精神和市场信誉，消费者的理性和遵纪守法，都是即时消费服务业健康发展的基本要素。如何健全法规行规，形成有效的市场秩序，并通过商业模式的创新来适应其发展的特殊要求，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另外，即时消费服务业发展的一个瓶颈在于，具有良好服务技能和敬业精神的人才不足。因此，需要探索相应的专业培训、技术传播与专业评价机制，或在即时消费服务业引入学习型的现代企业组织，进而消除这些发展瓶颈。（演讲原标题为《“财富幻觉”与财富积累的结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