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城市性格中的“精武”文化

——仲富兰教授在2016中智视野文化讲坛的演讲

思想者小传

仲富兰：上海市人，毕业于复旦大学哲学系，上海市民俗文化学会会长，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出版《中国民俗学通论》《越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综论》《水清土润：江南民俗》《上海民俗——民俗文化视野下的上海日常生活》《民俗传播学》《图说中国近百年社会生活变迁·服饰、饮食、民居》等多部著作，部分论著被译为英、俄、日、韩等多国文字。

　　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积贫积弱、受尽屈辱，遭遇来自列强的种族歧视与压迫。德国直接武力占领青岛，日俄在中国土地上开战……这些不堪回首的记忆让具有正直情操和正义感的上海人，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激愤，并产生了强烈的精武意识。故精武最初在学理上，“具备有武化全民之企图”

　　从1008年至1843年，上海处于传统江南文化的边缘地带。即使后来成为一个县级行政单位，在中华帝国的版图中，仍然既非省城都会，也非府衙治所。一般认为，传统型城市向来以行政为中心，各种衙门叠床架屋。相较来说，上海的历史地位，导致其民俗与心理构成较少束缚，勇于接纳新事物

　　近代以来，商人到上海这个码头打拼，为的是利益最大化，因而上海文化的底色是商业文化。它的精髓和深层内涵就是开风气之先的创新精神，不墨守成规，总能迎合时代潮流，敢于吸纳新事物并对传统文化进行变革。这正是上海文化的活力所在，也是包容异质文化最多的一种文化形态

　　“上海——冒险家的乐园”，这句话源自一个西方人撰写的材料。其实，这个老外说的并不全面。冒险与创新，共同构成了上海城市的精武精神。经过一代又一代上海人的艰难打拼，上海正在以精良品牌产品、诚信商业道德、有序城市管理，赢得更多的信任和美誉

　　前些时日，中智视野文化讲坛的组织者找到我，希望我以“上海民俗与城市精神”为题作一个演讲。这个题目实在太大，不如索性从地处上海四川北路上的精武体育会说起，说说精武精神与上海城市性格的关系。

　　为积贫积弱的中国擎起一面振奋精神的旗帜

　　1909年春，英国大力士奥皮音在北四川路52号亚波罗影戏院向中国人发出挑战，随即轰动上海滩。沪上社会贤达陈公哲后来在《精武会五十年》中回忆了当时的情况：“（奥皮音）登台表演举重，露肌及健美种种姿态，约二十分钟，一连数晚，最后一场言，愿与华人角力。于言谈中，带多少轻蔑口吻，翌日见于报端，沪人哗然。”

　　那个时候，具有爱国心和民族感的有识之士陈其美、农劲荪等人，“咸欲聘请技击名家，登台与赛，以显黄魂”。于是，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力邀天津爱国武术家霍元甲来沪应战。

　　霍元甲接到邀请，二话没说，就携徒刘振声于1909年3月赶到上海商谈比武事宜，并商定“用摔跤方式，以身跌于地分胜负”。于是，发起人开始筹措资金在静安寺张园内搭建了“高四尺、宽广二十尺”的擂台。但这场“张园比武”最终没有比成，是奥皮音胆怯，还是其他什么原因，不得而知。总之，这个英国大力士没有应约前来比武。

　　透过这个案例，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感悟：上海开埠以来最大的特点就是移民。它汇聚“饱受五千年文明浸润的中华优秀儿女”，一听说有外国大力士嘲笑中国人“东亚病夫”，不要说那个时候的精英，就是普通市民也是不能忍受的。

　　对此，作为实业家的陈公哲就坦言：“公哲虽曾受维新、革命学说之熏陶，而以爱国为心。”他说：“当时中国民族，有以‘东亚病夫’之诮。余尝考其所至之由，夫每个民众身体之不健全，亦即全体民族之不健全，欲泄此耻，厥为提倡国民体育耳。盖无体育不足以强身，无体育不足以强民。”

　　近代以来，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积贫积弱、受尽屈辱，遭遇来自列强的种族歧视与压迫。德国直接武力占领青岛，日俄在中国土地上开战，中方却只能中立……这些不堪回首的记忆让具有正直情操和正义感的上海人，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激愤，并产生了强烈的精武意识。故精武最初在学理上，“具备有武化全民之企图”。

　　1915年，陈公哲、姚蟾伯、卢炜昌等合捐建筑精武会所。陈公哲捐出倍开尔路地段二亩，当时价值二千余元。1921年，他又将倍开尔路约二亩地产及四层大厦建筑，包括家具设备，赠予精武。为此，他的父母徙住于苏州，自己则迁寓于申城“一楼一底之市楼”。

　　此后，上海精武会一直是以教授弘扬中华武术、培养革命力量为主要活动和任务的群众性团体。1919年，精武体育会创办十周年之际，该会发起人之一陈铁生编著画册《精武本纪》，请孙中山题词作序。中山先生慨然应允，并以浓笔书写“尚武精神”四个大字。

　　“精武”二字中，所谓“精”指的是一种精神力量。就如同后来一首歌所唱的：“万里长城永不倒，千里黄河水滔滔……要致力国家中兴。岂让国土再遭践踏，这睡狮渐已醒。”力雪国耻、扬我国威，是精武精神之精髓。所谓“武”，指的是一种物质力量。在民族危难的重要时刻，精武精神是上海为积贫积弱的中国擎起的一面振奋民族精神、弘扬中华国威的旗帜。

　　刚劲豪爽的尚武遗风支撑一座“不设防”的城市

　　精武精神诞生在上海，绝非偶然。上海，中国的经济中心，世界的大都市之一，有着不平凡的历史。她是一座饱经风霜的城市，也是一座具有光荣传统的英雄城市。

　　上海历史上有个大名鼎鼎的名人秦裕伯，是耳熟能详的上海城隍。元至正四年，49岁的秦裕伯考中进士。后来为避兵乱，秦裕伯弃官回原籍寓居扬州。复回上海不久，其母唐氏病逝，便居家守孝。时逢明将张士诚渡江攻下常熟、湖州、松江和常州等地，定都平江（苏州），为扩张势力，派人到浦东请秦裕伯赴苏州为官，被婉言谢绝。

　　明朝立国，正是用人之际。朱元璋命中书省下令，要他出山任职，秦裕伯以母丧守制未满而推脱。朱元璋再次下令征召，秦裕伯还是固辞不就，致使龙颜震怒。

　　朱元璋愤怒地下了一道手谕：“海滨民好斗，裕伯智谋之士，而居此地坚守不起，恐有后悔。”这句记载于《明通鉴》的帝王手谕，言下之意是：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再不从命，杀身之祸就不远了。秦裕伯闻此“涕泪横流，不得已偕使入朝”。

　　洪武元年，秦裕伯出任侍读学士，次年改任翰林院待制，不久又改任治书侍御史。洪武三年，与御史中丞刘基同为京畿主考官。后来，又被任命陇州知州。此时年逾古稀的秦裕伯不得已上书告老还乡，这次有幸得到朝廷恩准。洪武六年七月二十日，秦裕伯病逝于上海家中。朱元璋得知秦裕伯死讯，说了一句“生不为我臣，死当卫吾土”。于是，敕封他为上海城隍神，追赠“显佑伯”。

　　朱元璋手谕里“海滨民好斗”这句话，用今天的语言来表述就是，滨海的人咋就那么犟呢？这或多或少概括了元明时期上海人的性格特征。《同治上海县志》　中收录了上海人顾从礼关于上海筑城的奏疏，其中说到“上海，宋市舶司所驻之地，治原无城垣可守。盖一则事出草创，库藏钱粮未多；一则，地方之人半是海洋贸易之辈，武艺素有通习，海寇不敢侵犯。虽未设城，自无他患”。这番话，佐证了有关“海滨民好斗”的判断。

　　上海处于吴越之间，先秦时代是一片气质刚劲的土地。《淮南子》说：“越王好勇，而民皆处危争死。”班固描写这片土地上的尚武遗风，“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同时，滨江傍海，远离朝廷的控制，加之海上流动作业常常带有不可预测、不稳定和不确定性，因此早期主要由草民、盐民、渔民组成的当地人，心智率直，不绕弯子。豪爽、侠义、乐善、好客，成为人们交际礼仪的特定基调和人文色彩。

　　根据我所掌握的史料，从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前后设立上海务算起，到宋度宗咸淳年间设立上海镇，再经元代置县，直至明嘉靖三十二年，上海才为抗倭御寇而兴建起城墙。事实上，倭寇为患自宋代就一直存在，但五百年中上海基本是一个没有城墙的城市，即一座“不设防”的城市，靠的是什么？前述这席话，我认为说出了一个秘诀。

　　移民文化相激相荡赋予兼容并蓄多元共生特点

　　从1008年至1843年，这八百多年的历史，上海处于传统江南文化的边缘地带。即使后来成为一个县级行政单位，在中华帝国的城市版图中，仍然既非省城都会，也非府衙治所。一般认为，传统型城市向来以行政为中心，各种衙门叠床架屋。相较来说，上海的历史地位，导致其民俗与心理构成较少束缚，勇于接纳新事物。

　　同时，除了传统农业、渔业、盐业外，古代上海主要开展沿海贸易。敢作敢为，敢于冒险，构成了她的主要性格特点。由于没有沉重的包袱，因此可以重新设计自己的社会资本。在经过一番权衡利弊之后，总会体现出对异质文化的宽容。这些特点正是上海能够迅速发展的前提条件。

　　明清之际，伴随上海的崛起，她接纳了来自江苏、浙江、安徽、广东、福建等各地移民。各地的民俗与文化，在上海这个有限的空间里相互影响、相互碰撞、彼此融合、经久磨合，逐渐形成新的文化形态。高度的移民化，可谓上海文化的一抹亮色。千条江河汇入大海，相激相荡、相克相生，最终赋予上海文化兼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点。

　　近代以来，商人到上海这个码头打拼，为的是利益最大化，因而上海文化的底色是商业文化。商业就要交易，交易则须平等，所以上海文化与皇城根下的文化有着区别，更加驳杂与多彩。它的精髓和深层内涵就是开风气之先的创新精神，不墨守成规，总能迎合时代潮流，敢于吸纳新事物并对传统文化进行变革。大至社会风尚，小至日常生活，包括价值观念、行为方式、文化艺术、饮食起居、服饰装扮、娱乐游戏、风俗习惯，都表现出敢于破除陈规旧俗、勇于趋时求新的姿态。这正是上海文化的活力所在，也是包容异质文化最多的一种文化形态。

　　1842年吴淞之战和1937年淞沪会战，则又给上海的城市精神涂抹了重重的一笔血色。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中国的无产阶级从此有了一个战斗的司令部，中国的劳苦大众从此有了翻身解放的希望，中国的革命从此焕然一新。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发生举世瞩目的变化，获得了“东方明珠”的美誉。这些伟大的历史事件，进一步丰富和充实了上海的时代面貌、城市精神。

　　“上海——冒险家的乐园”，这句话源自一个西方人撰写的材料。其实，这个老外说的并不全面。冒险与创新，共同构成了上海城市的精武精神。经过一代又一代上海人的艰难打拼，上海正在以精良品牌产品、诚信商业道德、有序城市管理，赢得更多的信任和美誉。

　　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个人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

　　当前，面对错综复杂的各种挑战，面对建设科创中心的伟大使命，上海应该传承敢于“亮剑”、敢于“冒险”、敢于胜利的精神。

　　敢于“亮剑”，当然不是鲁莽行事、横冲直撞。古代剑客就算面对天下第一的对手，明知不敌，也要亮出宝剑。要知道，狭路相逢勇者胜，这才是真正的“亮剑”精神。

　　“亮剑”精神不仅是当代军人的军魂，而且是城市发展、事业有成的法宝。“亮剑”精神就是传承中华民族永不服输和奋斗不息的精神，即“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精神，就是要敢于战斗、善于战斗，直到取得决定性胜利，就是坚毅、果断、锲而不舍、不达目的不罢休、坚决彻底的执行精神。

　　就此而言，精武精神可以理解为克服一切困难，敢于向前、善于拼搏的精神，具有独特的组织性、凝聚性和忠诚性，依靠积极战斗不断取胜并发展壮大的团队精神，是在危机感和竞争力驱使下永远进攻、主动出击，永远保持冲锋心态和良好竞争状态的创新决胜精神。

　　它还可以理解为对团队、企业和城市、国家利益高度负责的精神，用自己的智慧激发集体的力量和战斗堡垒的作用，将个人的力量与城市有机地凝聚在一起，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与祖国、城市同呼吸共命运，实现共同发展。

　　在探讨上海城市性格时，有两点特别需要注意：一是对于以往城市文化资源的纵向传承，二是从横向来思考形成上海文化精神的自然、社会环境。

　　我是做民俗研究的。上海有一个“羊肉烧酒”的风俗：在三伏天，郊区不少地方的民众习惯喝烧酒、吃羊肉，一般要吃到日上三竿，大汗淋漓，方才尽兴。按照外人看来，上海人可能不胜酒力。但要知道，上海人选择在夏天吃羊肉、喝烧酒。这是一年中最为炎热的时候。此时大快朵颐、大碗喝酒，目的在于酣畅淋漓地排毒发汗。这种风俗，不要说在江南地区鲜见，就是环顾国内，也是不多的。从中反映出来，今天上海人对于风俗传承的一种坚持。

　　今天，作为构筑中华文化基础的精武精神，不仅在意志层面，更是在物质层面上，有助于完善国人的面貌和国家的历史走向。急功近利的世风、阴盛阳衰的性格，只会让人变得懦弱。历史上，中国人的尚武，更多是被动的，是对外族入侵的坚决反抗。岳飞、史可法是这种精神的代表，而将其整体性转化升华的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新中国人。中国人热爱和平，中国提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但这一切并不意味着懦弱可欺、没有底线。

　　近年来，有媒体报道，一些男孩子越来越缺乏男子汉气概，导致“伪娘”走俏。这从社会精神和性格培育角度来说，是令人担忧的。若一个社会缺乏“尚武”意识，就会造成精神建构领域的重要缺失。在此背景下，上海城市性格中的“精武”文化，就更具有时代价值，更加值得珍视。展望未来，上海要建设成为全球城市，有必要深入思考如何在新形势下更好地用好城市性格的历史资源、更好地唱响“精武”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