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向“全球卓越”，上海城市应当怎样更新

——郑时龄教授在首届“浦江城市治理创新论坛”的演讲

　　在政治、历史、经济、意识形态、文化、宗教、伦理、人口等因素的作用下，城市总是处于更新过程中。欧洲那些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留存至今的城市，虽然空间没有根本性变化，但依然在更新。新形势下，我国城市发展的主要方面也将转向城市复兴发展和建筑文化遗产的保护，在城市建设中更新城市。

　　城市更新涉及物质性更新和非物质性更新，具体包括城市结构和城市空间的更新、建筑的更新、城市环境和道路的更新、城市意识的更新。城市更新有不同的规模和时间延续，或是累积添加新开发区域、大型建设项目；或是城市蔓延，新的城市元素取代已经存在的元素，包括拆除和重建；或是在原有城市空间插入新的元素，将消极的城市空间转换为积极的公共空间。

　　城市更新包括新区开发、旧城区改造、土地的二次开发，用地性质和功能转换、工业区转型，港区和滨水区整治与改造，以及城市生态规划和可持续发展等。城市更新有着程度和规模的差异，既有拼贴式、小修小补式更新，也有如同法国巴黎19世纪奥斯曼计划那样“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的大刀阔斧式翻新，还有停留在计划和设计阶段的城市更新。

　　在城市更新方面，世界上有哪些案例可以借鉴？上海2040年迈向卓越的全球城市，该如何推进呢？

郑时龄

　　欧洲是城市更新的发祥地，有许多重要案例。例如，英国伦敦的考文垂花园和皇家歌剧院地区的改造、金雀码头项目；法国巴黎的中央市场、拉德方斯地区的规划和设计；西班牙毕尔巴鄂上世纪90年代启动第二次城市革命，将一个冶金工业基地转变为文化圣地，为古老的城市带来生机

　　高架铁路、高架道路也是城市更新涉及的领域。在美国，纽约将全长2.4公里的废弃高架铁路建成高线公园，为人们提供了一处休憩、交往、聚会和举行各种文化活动的公共空间；2007年，波士顿将原先横亘城市中心的高架公路拆除，代之以隧道，连接城市与机场，并使城市与海滨更为通畅地联系起来

　　城镇化的过程中，一方面要注重新城和新区的发展，另一方面应注重历史城市的空间结构和肌理保护。1999年9月建成的北京王府井商业步行街，为城市公共开放空间树立了标杆；　大栅栏地区于2007年至2011年进行整体改造，通过文物修复、保护修缮、风貌整饰、改造整治，一跃成为城市更新项目代表

　　目前，上海石库门里弄的保护对象已扩大至约260处街坊、350个地块。总的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保护模式：拆除重建转换为商业功能的新天地模式，拆除重建保留居住功能的建业里模式，保留原有建筑并改善居住功能的静安别墅模式，保留原有建筑及产权结构并转换为商业功能的田子坊模式

　　根据大事件需要进行美化运动，是城市发展催化剂

　　19世纪下半叶，为消除工业化带来的影响，推动社会变革，改善交通，改善城市卫生和居住条件，避免城市衰退，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城市更新。

　　根据奥运会、博览会及其他城市大事件的需要所进行的城市更新，或者说城市美化运动，是城市发展的催化剂。欧洲许多城市的林荫大道和步行区，都是城市美化运动的“样板”，影响遍及巴黎、伦敦、维也纳、柏林、莫斯科等城市，甚至一直延续到今天。二战后，欧洲许多城市采用复建历史城市、重建历史记忆的方法进行城市更新。德国法兰克福和波兰华沙是其中的典型。

　　欧洲是城市更新的发祥地，在城市更新方面有许多重要的案例。例如，英国伦敦的考文垂花园和皇家歌剧院地区的改造、金雀码头项目；法国巴黎的中央市场、拉德方斯地区的规划和设计；　西班牙毕尔巴鄂上世纪90年代启动第二次城市革命，将一个冶金工业基地转变为重要的文化圣地，为古老的城市带来生机。

　　德国汉堡的“城市中的城市群”概念，是大范围城市设计的范例。其城市空间规划目标是加快建设城中之城，改造公共空间，使开放空间连成系统；增加公园和绿地，建设生活品质优良的城市空间；　致力于培养具有高尚品位的创意城市，将城市中心区和周边地区纳入大都市区的发展。

　　汉堡海港城是近年来欧洲最大的城市更新项目，1997年启动，计划将原先的港口区转变为一个全新的城区。项目规划总面积157公顷，建筑面积232万平方米，预计2025年建成。其中，注重将办公、商业、科研、文化、居住、学校、公园等混合布置，重视空间的密集型利用，并将绿化融入都市，注重发展公共交通，等等。海港城的发展大幅提高了汉堡中心城的空间环境和品质，使汉堡内城面积扩大了40%，为汉堡未来发展揭示了新的前景。

　　意大利把城市看成“集体记忆的场所”，在城市更新中注重与历史、文脉的联系。城市与建筑互相依存，城市是一种能在时代中成长的大规模而又复杂的工程或建筑。同时，城市建筑又是城市空间中的一个局部，由城市建筑而形成具体的、有特性的城市。

　　港口城市热那亚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对港口地区实施全面的改造和再生计划，目的是把历史城市与海洋连成一个整体。通过增建的电影院、博物馆、水族馆等休闲设施，让港口区成为城市生活的核心。此外，当地还修复了许多历史建筑，以往被掩饰的历史面貌和遗迹重新进入人们视野，使整座城市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甚至改变了热那亚的生活方式。

　　罗马为庆祝建城2000年，进行了一系列的城市规划和设计，修缮历史建筑，整治公共空间，等等。不断的修补和拼贴，一方面有助于城市的现代化转型发展，另一方面也能够保持城市的建筑遗产、空间结构和场所精神。

　　高架铁路、高架道路也是城市更新涉及的领域。在美国，纽约将全长2.4公里的废弃高架铁路建成高线公园，为人们提供了一处休憩、交往、聚会和举行各种文化活动的公共空间；2007年，波士顿将原先横亘城市中心的高架公路拆除，代之以隧道，连接城市与机场，并使城市与海滨更为紧密、通畅地联系起来。

　　韩国首尔在2002年至2005年完成的清溪川工程，也是城市更新的佳作。为了打造环境友好的城市，也为了消除高架道的结构安全隐患，首尔将城市东西向高架主干道拆除，恢复原来的河道。这个工程对城市中心地区的复兴、减少机动车的流量、改善城区生态环境，具有立竿见影的效果。

　　城市改造开发与历史建筑、传统文脉保护并不矛盾

　　城市更新的目标是实现城市未来发展的目标愿景，但这与历史文化的保护并不矛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城市历史文化遗产。要处理好城市改造开发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关系，切实做到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

　　不同于其他文物，历史建筑不能只是作为博物馆藏品而加以封存。我们要在使用中保护，并尊重历史建筑的真实环境和历史风貌。巴黎为举办1900年世博会，修建了奥尔赛火车站。这座火车站于1939年废弃，上世纪60年代有人动议将其拆除，建成一座旅馆。当时的媒体称，这座建筑是丑陋的裱花蛋糕，是虚假的建筑。所幸，新的替代建筑方案没有人赞成。到上世纪70年代，在中央市场被拆除之后，公众的舆论完全改变，奥尔赛火车站随之被列为历史建筑，进而改为收藏法国19世纪艺术作品的美术馆。

　　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开始系统引进西方历史建筑保护理论。1985年，我国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1986年，“文物建筑”的概念被引入进来。2002年引进《奈良文件》，针对“整旧如旧”与真实性的矛盾突显，“整旧如故，以存其真”的理念开始受到关注。

　　在大规模的城市建设中，由于不够重视历史建筑和传统文脉的保护，也有一部分历史城市失去了原有的特色。新形势下，在城镇化的过程中，一方面要注重新城和新区的发展，另一方面应注重历史城市的空间结构和肌理保护。

　　基于经验教训，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也陆续出现了许多优秀的城市空间案例。1999年9月建成的北京王府井商业步行街，为城市公共开放空间树立了一个标杆；　大栅栏地区于2007年至2011年进行了整体改造，通过文物修复、保护修缮、风貌整饰、改造整治，一跃成为重要的城市更新项目代表。

　　上海于2015年5月在全国率先颁布了城市更新实施办法，并创造了城市更新的范例。

　　上海自2000年开始的黄浦江两岸滨水空间的转型，将原先工业化时代的生产性岸线转变为公共开放空间，促进产业类历史建筑和地段的保护与再利用，带动了城市空间结构、产业结构的重构。

　　上海世博会的举行，进一步助推城市更新。目前正在进行的黄浦江两岸45公里滨江带的贯通、苏州河两岸城市空间的缝合，将使城市公共空间品质得到提升。徐汇滨江以及西岸传媒港的建设，将形成新的立体城市空间。桃浦智慧城的建设，将成为工业区生态更新和产业类的范例。克虏伯不锈钢厂区和耀华地区的更新，也将成为又一个关注点。

　　既要有“看得到的美”，也要注重“看不见的实在”

　　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认为：“看不见的和谐比看得到的和谐更美好。”城市更新既要有“看得到的美”，也要注重“看不见的实在”，努力营造一种现代与历史共生的和谐关系。

　　经过近30年的探索实践，上海在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上建立了一个分级保护制度，对不同的建筑类型和保护性质进行区分，进而有针对性地采取保护措施，包括修缮、加建、移位、扩建、复建以及保护建筑立面、拆除搭建、内部重新改造等。在此基础上，坚持使用与保护相结合原则，并注重植入多种功能。

　　同时，建立文物管理、规划管理和房屋管理等政府部门与科研、教学与设计单位的全面配合、协作机制。

　　外滩源、外滩3号（原上海总会大楼）、外滩12号（原汇丰银行大楼）、外滩15号（原华俄道胜银行大楼）、科学会堂、铜仁路“绿房子”等一大批优秀历史建筑，以及正在进行的原总商会大楼、徐家汇教堂的修缮与保护，是其中的优秀案例。

　　不过，由于文化传统、管理机制、建筑法规、建筑技术和建筑材料等差异以及历史遗留的问题，上海在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上也面临一些特殊挑战。一方面，我们要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努力保护尚存的历史建筑；另一方面，要探索创新保护模式和机制，研究保护技术及工艺。

　　在上海历史建筑保护中，对于里弄住宅的保护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目前，上海石库门里弄的保护对象已扩大至约260处街坊、350个地块。总的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保护模式：拆除重建转换为商业功能的新天地模式，拆除重建保留居住功能的建业里模式，保留原有建筑并改善居住功能的静安别墅模式，保留原有建筑及产权结构并转换为商业功能的田子坊模式。

　　这里面，一些模式在历史建筑保护与管理、设计上存在的矛盾，给我们提出了两个需要反思的问题：一是历史建筑的保护能否走房地产开发的模式，是否应当由政府主导，由非营利性机构实施？

　　二是如何实现居住功能的完善？由于当年建造里弄时，有相当一部分是房地产商投机的结果，建筑质量存在许多问题。再加上历年来城市建设过程中道路标高不断增加，使得里弄地面相对降低，造成雨季积水，且建筑防潮层的破坏和墙砖风化现象相当严重。这在砖木混合结构的旧式石库门里弄里，表现得更为突出。

　　为此，需要从建筑材料和建筑技术两方面考虑重建的可行性，而不是对旧式石库门里弄住宅简单地采用拆除方式。同时，采取有效的政策和经济措施疏解里弄住宅的人口和家庭密度，对于里弄建筑的保护也是十分必要的。

　　此外，还可以依据实情调整一些保护政策。例如，将历史建筑划分为文物建筑、优秀历史建筑、一般历史建筑、保留历史建筑和可拆除历史建筑等类型的规定，可以调整为文物建筑和历史建筑两类，以便更好地加以系统保护。

　　在法律层面上，现行文物保护法尚不能完全覆盖历史建筑的保护，应当适时追加编制历史建筑保护法规，或者是包括文物建筑、历史建筑在内的建筑遗产保护法，以便明确利用和保护机制、管理机制和保护修缮、改造复建原则，进而真正延续城市历史和文化，实现城市可持续地更新。

　　思想者小传

　　郑时龄：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空间研究所教授，同济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200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98年当选为法国建筑科学院院士，2002年当选为美国建筑师学会荣誉资深会员，2007年获意大利罗马大学名誉博士学位和意大利仁惠之星骑士勋章。曾任同济大学副校长、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院长、上海市建筑学会理事长、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