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中旬我去广东省中山市领取华侨华人文学奖。我的新作《阵痛》，一部描写三代女人在时代的阵痛中经历生育之痛的长篇小说，获得了第三届中山杯华侨华人文学奖评委会大奖。这是我第二次获得这个奖项。一个作家在相隔不远的时间内两次获得同一奖项的几率，几乎接近于中了一张数额庞大的彩票。记得我打开评委会的邮件时，感觉轻微晕眩。写作是一条单行线，一旦上路再无回头的可能，而途中的艰辛和磨难也在随时随刻消耗着灵感带来的自由和快乐。我虽不为奖项写作，但奖项却是这条孤独的单行线上不可多见的风景，遇见了是意外，也是欢喜。

　　2009年，我来到中山领取第一届华侨华人文学奖，主办方带领我们参观翠亨村孙中山先生故居。我和老友刘荒田在故居庭院中发现了两只乌龟。我一辈子没见过如此硕大的乌龟，它们看上去体重足有二三十斤。当日适逢孙中山先生诞辰，园内在举办各式各样的纪念活动，密密麻麻的到处是各样的旗帜和各路的游客，乌龟的周遭围满了看热闹甚至喂食的人。可是这两只乌龟完全无视四周纷繁的色彩和噪音，它们只是沿着院墙的边缘慢悠悠地爬行着，盔甲上洒着一层厚重的午后的阳光。它们行动起来的姿势很笨拙，头一伸一伸，仿佛在丈量着地形和距离，手脚摆动的幅度很小也很缓慢，眼睛和耳朵似乎仅仅只是摆设。

　　后来故居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这两只乌龟曾经是中山先生童年时的玩伴。我不禁大吃了一惊：原来它们见证过中山先生从一个牙牙学语的孩童成长为一个伟人的过程，见证过中国历史上从帝制到共和的巨变，见证过北伐和军阀混战，见证过日本侵略军在中国国土上的肆虐，见证过国共两党的数合数分，见证过新共和国的成立，也见证过新共和国旅途中所有的大起大落。多少伟人已随风逝去，几个时代也都成为记忆，所有的喧嚣和热闹亦烟消云散，可是乌龟依旧还在。它们丝毫没有夸耀自己的古老存在，它们甚至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古老存在。它们的眼睛兴许真的瞎了，所以它们才可以漠视潮流，漠视一切的关注。它们的耳朵也许真的聋了，所以它们才可以在如此的喧嚣中保持着如此的荣辱不惊。当时我心里涌上了一丝感动，我想难道真正的文学精神不也应该是这样的吗？最伟大的作家也会逝去，最热闹的奖项也会最终被人遗忘，最引人注目的热点话题终将尘埃落定，而只有文字本身，或许会像这两只乌龟那样，活过一些瞬间即逝的东西。

　　我知道我成不了那两只乌龟，极有可能我会死在它们的前头。但我总是可以用乌龟的精神勉励自己，慢慢地蓄养耐心，把眼睛磨得不那么尖锐，对无关紧要的事情可以视而不见；把耳朵练得不那么灵敏，对红尘滚过世界的声响可以充耳不闻，把心放在心应该在的地方，安安静静地写出心中生出的文字。我不知道我能活多久，但我希望我的文字能比我长命，就像中山故居的乌龟比中山先生长命一样。也希望文学能具备乌龟精神，能寂寞而长久地活在时代里，并活过时代，可以回首来反观时代的逝影。

　　今年再临中山，对这个城市的印象里又添加了新的内容。在当今这个一切以可量化的标准衡量收益的时代里，奖项五花八门，林林总总，渗透到每一个专业的每一个分支。随着奖项的林立，它们的含金量和影响力也日益萎缩。在这样一种局势里，这个和一线城市还存在着相当大差距的城市，愿意付出巨大的人力物力来打造一个尚不能以数据来衡量短期收益的文学奖项，就折射出了这个城市对文化的敬畏之心和愿意为文化承担风险的诚意。

　　中山杯华侨华人文学奖的另一特色，是它把关注点放在了一个一直以来都处于边缘化位置的写作群体——海外华文写作人身上。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法国作家勒·克莱齐奥曾说过：“离去和流浪，都是回家的一种方式”。他指的是一个人在远离故土之后，却通过写作回归故里的路程。一个人一生的记忆是一个大筒仓，童年和故土是铺在筒仓最底下的那一层内容。成人后的经历会源源不断地在筒仓里堆积存储更多的东西，到了饱和的状态，最先流溢出来的总会是最表层的近期记忆，而童年和故土却是永远不会走失的基础部分。在我作为听力康复师的职业生涯中，我曾接触过许多阿兹海默症（俗称老年痴呆症）的病人，他们都无法维系成年后的经历记忆，严重者甚至不记得自己共同生活过多年的配偶，然而他们几乎都能清晰地叙述童年的朋友和故事。童年、故土、母语是一串特殊的生命密码，已经永久地融汇在一个人的血液中，从来不会忘记，所以不需刻意记起。故土对一个作家来说是最原始也最持久的灵感源泉，故土之外的所有土地都像是第二语言，可以通过学习变得熟悉甚至亲近，却永远无法替代母语与生俱来的舒适和随意。远居海外，我渴望那种用母语书写故土的愉悦，可以贯穿我的一生。广东省中山市关注了这一群背负着巨大的故土记忆行囊行走在路途上的孤独写书人，我深感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