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凡下过乡的人，基本上都吃过“派饭”。

　　同是吃“派饭”，内中有讲究：单挑一家派一顿两顿，这家妇女得是村里出名的干净利索之人，且吃时有乡镇干部作陪，那是县级领导下乡；提前打招呼说，你们这几天饭菜做得像点样，小孩别屎呀尿呀可炕造，吃时有村干部陪着，那是乡镇领导下来；用不着旁人操心，这家吃完隔着墙头喊“明天到你家了，给我包饺子要韭菜馅”的，这是长时间待在村里不走的驻村干部。

　　我就在村里常驻过，最多一次吃了半年“派饭”，村子不大，吃好几个来回。人多时三四位，少时就我一个，进院狗都不咬。

　　我最早吃“派饭”是上世纪七十年代，那时社员家的日子还很艰难，有的就是“硬派”——不管你有没有粮菜，派到你家，你就必须做。社员善良，又好面子，哪怕出去借，也给你烙张饼摊个鸡蛋。我一开始不习惯：赶上个邋遢人家，一个瓢又舀泔水又盛粥；干净点的，抓块抹巾使劲擦水杯里外；孩子多的，好几对小眼珠眨都不眨瞪着炕桌上的饼和鸡蛋，叫你无法下筷。但正是吃“派饭”，让我和我的同辈许多人进入了茫茫乡村最小的“细胞”之中，从而知道了华夏大地支撑点的真实状况，并逐渐解开中国乡土文学这棵巨树生长土壤成分的构成之谜。

　　扎到村里吃“派饭”，让我收获颇丰。自发表中篇小说《乡镇干部》后，又有《村长》《村民组长》《乡村英雄》等“乡镇干部系列中篇”近百篇发表，当中《年前年后》还获了首届“鲁迅文学奖”。于是就有评论写“何申出生在农村、在乡镇工作多年。他对当代农村生活非常熟悉，所以才写出这些活灵活现的乡村人物和故事……”

　　我感谢夸奖，但不得不纠正：我真的不是出生在农村，也从没在乡镇工作过。说来惭愧，十八岁之前，我一直生活在天津市原英租界五大道的洋楼里，连山是什么样子都没见过。是知青“上山下乡”让我来到了塞北变成一名农民，后落户在避暑山庄旁的小城承德。有一阵子，我几乎要调回天津，但走在天津繁华的街道上，我却忽然想，在这儿还能写乡村小说吗？想想，一点感觉也没有。

　　回到承德，1992年秋正好有参加下乡工作队的机会，我主动报名，就到了拍电影《青松岭》那个县的一个山村里。

　　改革开放后的农村这时一片火热，村里忙发展，村民忙致富，但许多新问题新矛盾也不断出现。有一天“派饭”，派到了一户因什么事正和村里“较劲”的人家，刚坐在热炕上，男人火气还没消，沉着脸问：“喝酒不？”我说：“喝，干嘛不喝！”妇女就拿过大雪碧瓶，那是当时装散白酒最好的容器，装得多且不怕碰，“咕咚咕咚”倒在大碗里，下酒菜是玻璃瓶肉罐头，盖儿不好起，用菜刀切开个口，用筷子捥出，全是白油，雪块子一般。但那么着，也吃也喝，要的就是这个劲儿！然后就唠，唠唠就有了笑脸，等到吃完了，嘿嘿，就变成大哥老弟的称呼了，先前的疙瘩解开多一半。又去一户人家，日子艰难，只有稀粥。见家中老娘面有愧色，便和她聊抗日往事，老娘立刻换了个人，滔滔不绝地讲当年自己十来岁，就跟着大人藏粮清野，日本鬼子搞“无人区”，强迫住“人圈”，她又和大人逃出，回到大山里住山洞，为冀东抗日部队站岗放哨的事。我夸大娘了不起，大娘乐得拍炕沿：“再来，包饺子。”又去一家吃“派饭”，是先富裕起来的户。四碟四碗，男人不说话，倒是妇女问：这回要搞到啥程度？并说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了，政策不会变的。我赞成，并佩服村民明白大局，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又是坚决拥护者。

　　吃“派饭”，让我的身心都进入“乡村状态”。一日忽然接到电报，速到京西宾馆领奖。没时间回家，就穿着一冬不离身的蓝棉大衣、一双旧棉皮鞋上火车。到京西宾馆门口，门卫一声大喊：“快走，不许停留！”离开后一琢磨，不行呀我干什么来了？掏出电报又返回说我是来开会的，这才得以进去。报到后得知要在人民大会堂领“庄重文文学奖”。一看自己这身行头尤其是鞋不入眼，赶忙吃了午饭就奔西单。但过长安街把我难住了：汽车一辆接一辆，眼晕！末了还是一个老大爷说，跟着我走吧。再走，忽然被一中年妇女一把抓住说：“好心大哥，你帮帮忙，我给我老头做衣服，他有事没来。你身材跟他一样，帮我量量尺寸。”我说行，都跟着走到一个小胡同了，一看时间来不及才没去。后来才知道，幸亏没去，那是骗局。问题是，滚滚人流，怎么单单就一下抓住了我？

　　这就是吃好几百顿“派饭”的结果。大山里的浓浓“地气”，熏陶得我行为举止都如山里人一般，冷不丁来到大城市，实在无法适应。不用问，人家看一眼你走路的步态和眼神，马上就断定是刚从乡下来的。然而，这恰恰是那些年我的乡村小说作品喷发的最佳创作状态。假如我整天在城里、在办公室里，假如我只是偶尔坐车到乡下转一圈，假如我只会说些城里人常说的话语，那么，我就是再能编故事，也写不出那么多乡村的人和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

　　当年，初到延安和解放区的作家是有一种高傲感的：从城市来，有文化，外出引人注目，穿戴鹤立鸡群，生活与创作也追求孤独。当他们带着菜金到农民家里吃“派饭”，从不适应到适应，从吃不下去到吃得很香，从没什么可说的到聊得很热火，他们的作品才有了本质的变化。

　　然而说到底，“派饭”终归是乡村物质生活比较困难年代的产物。如今乡村经济迅速发展，吃饭已不成问题，“派饭”也就不存在了。我问新近下乡的同志，都是自己开伙。村里年轻的妇女，多不知何为“派饭”，“派饭”变得越来越遥远了。如今作家重返乡村采风，多在“农家饭店”就餐……

　　不过，这也是一种进步和必然：传统的乡村渐渐在减少，取而代之的是新兴的小城镇。土地依旧在，土地的主人变成了产业园区挣工资的员工。而乡镇变成市区，村队变成街区，村民变成市民，这又是中国农民祖祖辈辈做梦都不敢想的事。二十年前，我在承德市郊农村有一个吃“派饭”的联系点，这两年再去，已是一片高楼。我打电话，人家说，快来，咱家楼下两百平方米商铺开饭店，楼上有住房，这回你尽管来“派饭”，想吃啥有啥。

　　我大喜，原来“派饭”并没有远去。远去的是老“派饭”。如今，作家要吃新“派饭”，新“派饭”有新内容，吃了，肯定能写出新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