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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么一个真实的故事。
世界著名的格林尼治天文台，建于1675年，位于英国伦敦市东南郊的格林尼治小镇。格林尼治天文台的天文学家们，涉历几个世纪的风雨沧桑，一代接一代地坚守专业领域，为全人类的文明和进步，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当英国女王参观格林尼治天文台，得知天文台长、天文学家詹姆斯·布拉德莱的薪金级别很低时，极为诧异，表示一定要提高他的薪金。布拉德莱甚是不安，恳求女王千万别这样做，他说：“这个职位一旦可以带来大量收入，那么，以后到这个职位上来的，将不再是天文学家了。”
布拉德莱台长深知世俗的力量，他作出的唯一选择，便是远离。他身上散发出一种凛然的高贵，值得我们尊重和记忆。
假如一位选秀歌手，身上也显现这种令人尊敬的气息和受人崇拜的高贵，我们是不是值得祭奠？
这些天，围绕歌手姚贝娜的离世，有了太多的思考和争论。这是好事，我觉得这比起她刚一离世，微博及微信朋友圈刷屏般的追忆、上图和无病呻吟般的悼念，要深刻了许多。33岁的才气女孩，病魔就无情地夺走了她年轻的生命，所有人都为之惋惜。她同病魔笑着抗争，她所展现的音乐才华，她热衷于慈善，死后捐献眼角膜，生前作为抗击乳腺癌的粉红丝带大使，她的性格乐观向上传递正能量等等，处处透着这个时代常人无法企及的高尚和尊崇，所以，我决不否定大家对姚贝娜的思念。但我也不想看到，在朋友圈等新的社交工具越来越淡化议题设置和头脑思考的情况下，我们仍无法清醒地被推着用手指来表达没有经过过滤的原始情感。我们在关注姚贝娜时，很多时候仅仅是因为我想要关注，而究竟我们又该关注什么呢？
恐怕很多媒体在争分夺秒抢头条的过程中也忘了该如何关注姚贝娜之殇。为了抢独家，深圳晚报三位记者伪装成姚贝娜主治大夫的助手，进入临时手术室拍摄眼角膜手术过程，这种“狗仔”行径，迅速引发一片声讨。人们前15分钟还在网上为姚贝娜献花，搜歌，摆蜡烛，后15分钟已经开始站在泛道德的高地挥舞起情绪主义大棒痛骂记者。这也是我为什么刚才所说很为一部分人担忧的原因，当一个社会环境下的人们开始不用大脑思考改用手指判断时，这是很危险的事情。
当然，我们的确有必要对姚贝娜事件中的媒体作为进行反思。作为“铁肩担道义”的望者，新闻记者肩负着特殊的社会责任。记者在做出职业行为的每一瞬间，不可能不去考虑严守法律法规，遵从公序良俗的原则。即便面对的是公众人物，也需要坚守底线，在满足公众知情权与保护个人隐私之间，权衡取舍。不是任何事情都能够以新闻的名义，去寻找到“合法性”。
也是在上周，一篇关于网络歌手庞麦郎的报道，同样引来关于媒体伦理的争议。这篇报道中精心选择的细节、主观主义的描述，让很多人认为其中隐含了记者浓烈的个人判断，进而讨论何为客观中立。我看过这篇报道后的感觉是，媒体做的该是引导大众思考，为何这个时代能把“不可能”的庞麦郎推到聚光灯下，而不是用八卦心态和冷嘲热讽的笔法来评说他的“神曲”是不是好听。在这一点上，媒体抱持更多的应该是“理解之同情”，而不是消费他人苦难背后的荒诞。
诚然，媒体在采访报道中出现了问题，该批评就批评，该道歉就道歉，该改正要改正，但是言论有理性，批评有原则，如果将批评泛化，将问题上升到整个媒体圈，把记者一棍子打死，这又是不是整个社会所愿见到的损失呢？
说回姚贝娜，一个现代、开放的社会，我们不能强求舆论按照规定动作为某人的逝去给予特殊的关注与缅怀。但围观的人，请让你的论调远离世俗，安静点，给高贵者以高贵，这应该还是能做到的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