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在法学领域，在法律职业上成就一番事业，不用功读书，特别是不用功读专业以外的书籍恐怕是难有作为的。

　　董康，字授经，又字绶经，中国近代著名的法学家和法律家。1867年出生于江苏武进（今江苏常州），自幼聪颖，好读书，青年时代求学于著名江阴南菁书院，与后来同样鼎鼎大名的法学家汪荣宝为同学。1889年中举人，1898年再中进士，授刑部主事，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法律人生。后升刑部提牢厅主事，总办秋审兼陕西司主稿。1902年修订法律馆成立，董康改任修订法律馆提调和宪政编查馆科员，协助修律大臣沈家本进行变法，他所参与编修的《钦定宪法大纲》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宪法性文件。后再兼任京师法律学堂教务提调。大理院成立后他又改任大理院推丞，不仅直接、而且全面地参与了晚清法制变革。

　　1911年，已年届44岁的董康远赴日本留学，学习法律。民国后，历任法律编修会副会长、修订法律馆总裁、北京政府大理院院长、中央高等文官惩戒委员会委员会、全国选举资格审查厅厅长、法权讨论委员会副委员长、司法总长、财政总长等要职。1930年辞职到上海执律师业，并担任上海法科大学教授、东吴大学法律学院院长等。著有《秋审制度》、《中国法制史讲演录》和《集成刑事诉讼法》等多部法学作品。

　　笔者之所以如此不厌其烦地交代董氏的履历，无非是想告诉读者，作为法律家，董康无疑是成功的。董氏的成功与他的天赋固然有关，也与他的人文修养关系密切。纵观董康的一生，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董氏对人文书籍的热爱已达到了痴迷的程度。董康精通法律，但也热爱中国传统诗词，作为中国近现代著名的藏书家、版本学家，不管他经济条件如何，不管其公务如何繁忙，不管体力能否支撑，买书、读书、藏书、刻书可以说是他终生不改，唯一不舍的乐趣。用他自己的话说“一生以影印异书为一职志”。广泛的阅读使董康拥有着丰富的精神世界和高雅的生活情趣。董康曾数次到日本去访书和讲学，留下了著名的《东游日记》。在《东游日记》中他详细地记录了自己在日本寻访各种中国传统文献的经历，记录了他在日本所见到的各种汉籍图书，以及拜会日本汉学家的心得，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是研究汉籍图书版本学的必读书之一。

　　法学是一个融合了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为一体的学问，没有广博的知识是很难有所作为的。法律则是一个严谨的职业，也是一个容易让人固执的职业，一个人不严谨认真地死扣法条和字眼，很难体会立法者的初衷，但长期沉湎其中，又容易导致唯法条主义的弊端，形成被有些学者称之为的“法律人的自负。”因而，要想在法学领域，在法律职业上成就一番事业，不用功读书，特别是不用功读专业以外的书籍恐怕是难有作为的。当然，需要指出的是，书和书是不一样的，笔者这里强调的书是那些真正具有人文精神的好书。

　　但作为个人，董康的人生又有着致命的瑕疵。1930年代后期，先后出任伪华北民国临时政府议政委员会常务委员等，备受人指责。抗日战争胜利后，董康曾被南京国民政府所通缉，幸运的是此时的董康已年迈体弱，1947年病死于北京，免去了牢狱之灾。董康何以附逆，真实的原因外人很难真实了解。在他一生中充满了许多不协调的东西。

　　笔者之所以举出董康这段不光彩的经历，无非是想强调对于一个学人来说要想堂堂正正地活在世上，必须构建起正确的世界观和健全独立的人格。而要想做到这二点，阅读又是必不可少的。阅读时除了人文方面的书籍之外，还必须阅读好的社会科学和历史学方面的书籍，通过这方面的阅读，并让内心构建起对法治的信仰，唯有如此，面对着大是大非问题时，才有可能做出正确的选择。（作者系南开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