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报道，一副部长落马，他曾任的一个职务，为“××部副部长（正部级）”——我称之为“括号正”。

　　按，中央政府各部委办，其部长主任，才是“正部级”。也有副总理或国务委员兼任部长主任的，以上兼下，于理无不通。该落马先生，明明副职，为啥成了“正部级”呢？他到底是“副部长”，还是“部长”？或者，是“副部长”兼“部长”？若他是副部长而不兼部长，为什么却是“部长级”？不至于，他这个副部长对部长之权，兼而有之吧？若果如此，那位部长，将被置于何地？这些，均说不通。

　　猜一下：他或是无部长之名，却是享有“部长级待遇”之实的副部长？而这，名不正言不顺，也是悖理的。

　　非我在此绕来绕去——真真是，一个“绕”字了得！

　　今之官员职务（实为待遇）“以下兼上”，确为“中国特色”。譬如，一县长，处级，却来个“括号副厅级”，甚至“括号厅级”。没吃过猪肉，咱见过猪跑。类似“括号正”现象，洋洋大观，不胜枚举。

　　一位全国人大代表，名刘锡荣，批评当下“官满为患”现象。他说，一些地方乱设机构，乱定级别，领导职数、公务员人数，严重超标：一乡镇，干部数百；一地方政府，十几名副职和副秘书长；对了，连衙门化的北京一著名大学，光校长助理（大约属副校长级），有11位之多。张全景曾任中组部长，曾对媒体说：“现在中国政治一大弊端，是‘官多为患’……古今中外没有过。”我看了一个资料，纽约市级领导，除市长外，只三名副市长、一名议长、一名副议长，仅此而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版《中国第三次人口普查资料分析》一书，公布中国历代官民比例——西汉，7945：1；唐朝，2927：1；明朝，2299：1；清朝，911：1；1987年，67：1.1998年，时任财政部部长助理刘长琨说，20世纪90年代末，咱们40个人养一公务员。经十五六年递增，如今，又是多少人养一官儿？

　　刘锡荣、张全景、1987年人口普查资料和刘长琨，均未提到这一点——咱们不但官儿（一称“公仆”）以“大群”计，多多益善，而且用括号加大官阶，也不遗余力。比如一群老资格县级领导，不能全部提拔为市级，牢骚满腹，没功劳有苦劳，没苦劳有疲劳，上面何忍？于是赐一括号，成“副市级”。又，一个县或一个部门，只能有一个“一把手”，副职不干了，受不了“副”字，于是，上司来一个括号以“正”其阶。此举对于“被括号”者来说，名义上中听，待遇上实惠，出乘专车，病住专房，务赖专秘，其喜洋洋者矣。只害得，纳税人不知多洒几多血汗，增掏多少腰包，以养其“括号”。中国老百姓再勤劳，怎供得起这么多不带括号和带括号的官儿？括号越多，民负越重，不言而喻。

　　为什么官儿及带括号的官儿，来势汹汹，其壮无比？“官本位”导向不断强化、固化之故也。而且干部任命、晋级，很多时候，“一把手”一句话，无硬件标准，无法可讲。其荒诞，可用职称来反证，如，断无“副主任医师（主任医师级）”这一说。

　　刘锡荣之“超标”说，其实无所本，因为压根儿无“标”，何“超”之有呢？咱们该不该制定一部编制法？网搜“编制法”，大多词条说的是编织毛衣。举国大大小小衙门机构的设置、编制的多寡、官儿职数的确定，等等，为何不能科学论证，不纳入法律调整范围？这些事项既定，便不允任何人封官许愿加括号，就不会出现上述乱象。

　　要之，须从原则和细节上改革干部人事制度。（作者系杂文名家、高级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