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鲁国大夫季孙行父办起事来，十二分的谨慎。有人将此事告诉孔子，说季文子办事是“三思而后行”。孔子听后不以为然，认为办事无须多思，想两次也就可以了。

　　办事三思而行，以免颟顸莽撞，很有必要。不过，有时候思得太多，反而容易进入“多思陷阱”。在诸如救火拯溺的危急时刻，不仅会失去救人的黄金时间，也会失去血性甚至德性。即便在生活中碰到一些大事、难事，想想此事该不该做、如何去做即可。倘若硬要“三思”之，很可能便“思”出了事外之事，如“获胜感言”怎么讲、“获胜形象”如何展示等。这，不仅有画蛇添足之嫌，而且有自作多情之疑。

　　思，是为做事。思之过多，难免患得患失。世上事，有百利而无一弊者，哪里有？做事，只可权大小，不可求全功。想让事之所及，滴水不漏；情之所涉，面面荣光，便什么事都不能做、也不可做了。

　　思，更是为成事。思之过多，难免虑多迟断。而时来则匆，时走则促。当时机匆匆降临，一而再、再而三地思之不断，难免会让胜券飘逝。毕竟，时者难得而易失。古人云“事之难易，不在大小，务在知时”“识时务者，在乎俊杰”，皆极言“知时”之贵。可以说，只要事适于时，其功不言自立，其名无语自飞。

　　思做事，贵立行。俗言，醒得早，不如起得早。只有起得早，才会让脚走起来，让手动起来，让事立起来。尤其在新一轮改革全面推进之时，事情多、头绪繁，更须有点“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精神。不能“慢作为”，更不能“乱作为”“不作为”。对看准的事儿，就要有股气、有股劲，不走出条新路不歇脚，不干出点新意不撒手。“与其说明年喝酒，不如立刻喝水”，做事就该要做就做，立行力行：“不必问现在要什么，只要问自己能做什么”，一事面前当干在先，万事面前不避难。

　　思成事，贵立断。经验告诉我们：遇事迟迟不断，不会成事，只会败事。有人说，要有“百分之百的把握”才敢断、才能断。邓小平说，办什么事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万无一失，谁敢说这样的话？一开始就自以为是，认为百分之百正确，没那么回事，我就从来没有那么认为。事实上，胜利的天平总是向着那些会思辨、敢立断的一方倾斜。十月革命前夕，党内对起义的时间总达不成一致意见。在千钧一发的时刻，列宁写了《给中央委员的信》。他说：“我写这几行字是在24日晚上，情况已经万分危急，非常清楚，现在拖延起义真的等于死亡。”并强调：“等待就会丧失一切！！”“历史不会饶恕那些拖延时刻的革命者，他们本来在今天可以获得胜利（而且一定能在今天胜利）；却要拖到明天去，冒着丧失许多，丧失一切的危险。”正是列宁的当机立断，使当晚起义得以实现，使胜利旗帜得以飘扬。

　　事有大小之分，又有先后之别。思清大与小，想明先与后，从而舍暂小、成久大，让先荣、助后发，最终让春色满园关不住，红绿扶春上远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