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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乃“学者心智之造诣”
谢晓尧
//www.workercn.cn2015-06-30来源:深圳特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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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者乃“学习之人”,后引申为经持久练习在知识上臻于完备者,学术则是“学者心智之造诣”、“学识”的代名词。

  学术生活是人力资本的投资与利用的特殊方式。

  按照桑兹的说法,学者乃“学习之人”,后引申为经持久练习在知识上臻于完备者,学术则是“学者心智之造诣”、“学识”的代名词。学术专业化是现代社会的产物,从业者要经过系统而正规的专门训练,教育投资、知识累积是职业生涯的起点。随着大学教育的普及,竞争加剧,学术准入门槛不断提高,其后果是,从业者训练的时间、费用等成本加大。专业化促进了学科分类的精细发展,知识的专用性投资“黏性”加强,固守特定专业知识的学者,面临更为高昂的转换成本。而人生的短暂决定了,接受专业操练的机会通常只有一次。

  知识的获取成本高,使用的边际成本却接近于零。这是否意味着,进行高度人力资源投资的从业者,学术研究将不费吹灰之力?现实中,就常有人羡慕和追捧大学老师的清闲。这很大程度上属于误解。

  其一,学术追求创新和超越,永无止境,学者的宿命在于,知识永远在路上,要么不断学习、维系学术生命,要么放弃。国外的研究表明,学术的生命周期并不长,除非知识能持续更新,大多数学者40多岁后就“过气”。原因在于,随着初始线索耗尽,新的研究成本不断增加,边际效用却递减;所有创新都极其耗费心智,投资未来的动因不足。其二,学术研究中,脑力的运用和保养,价值的计量和评估有特殊性。西美尔认为,脑力劳动包含着前期“附加劳动”在当前表现发挥的浓缩和积累,非感官上可察觉得到。心智活动需要聚精会神,耗费大量体能,有赖于情绪、印象、环境、文雅高尚等周遭因素的刺激。在他看来,现代知识人若没有优越的生活条件,其智力、创造力就不可能发展。

  学术活动的收益又如何?显然,贝克尔等有关人力资本的理论在学术市场中并非总是有效。许多时候,学术研究并无事先预设的应有目的,属于好奇心驱使、基础性和认知性的,追求理性化和智力化的自我证成。流行的观点认为,学术利益主要表现为研究成果和声誉——当然,它们直接影响着研究者的收入。

  从这一角度看,学术是近乎残忍的事业。美国学者洛特卡的定量分析发现,大约60%的科学家只发表过一篇文章,发表不止一篇的人数急剧下降,呈现出“洛特卡曲线”。查尔斯·默里在《文明的解析:人类的艺术与科学成就》中也揭示,人的才华分布呈钟状曲线,成就和名人分布却呈倾斜曲线,呈现出“马太效应”:成功孕育着新的成功,失败孕育着新的失败。比如,100个学者向权威杂志投稿,质量都很高,却只有一篇能入选。被选中者赢得了自信,更容易撰写和发表论文、聘为教授。落选者则命运迥异,大量的论文即使发表也意味着死亡,无人读、无人讨论、无人引用。研究表明,专业论文80%的脚注涉及该领域20%的研究者;全部论文发表后头四年里约40%无人引证,工程学为72%,社会科学为75%,艺术和人文科学高达98%.这并非说论文毫无价值,波斯纳看来,学术活动是高风险低回报的,所有论文构成了“创造性文献整体的价格”。这或许能理解,时下学者为什么热衷于学术会议了,“社会记忆”的成本优势更为突出。

  学术生活成本高、收益低,似乎为政策性激励提供了理由。在我国,从政府部门到院校,不时推出形形色色的“人才计划”。对真正的学者而言,外部激励充其量是锦上添花而非雪中送炭,过度激励会扭曲学术市场的内在肌理,招徕对学术并无真正兴趣的人。资源的行政配置会导致寻租和泡沫化,学术的真正价值被掏空,成果发表的刊物级别、数量、奖励、项目,成为左右学者命运的神灵,学界面临新的“袪魅”危机。林塞·沃特斯在《希望的敌人:不发表则灭亡如何导致了学术的衰落》中尖锐地批评,在由学术著作堆积而成的杂烩垛上,我们已经迷失方向,步入“无共同尺度”的“群愚”时代。

  学术生活的动力究竟来自何方?答案并非唯一,口味和风险偏好却不容轻视。人是多样性的,禀赋、爱好和特长各有差异,学术从业者应属于该职业的风险偏好者。在韦伯看来,科学研究是精神贵族的事业,需要热情、内心真诚、知识渊博、富有个性,听从内在使命,为天职而活。约翰·齐曼教授也指出,学术界是高度专门化和深奥研究的自足世界,科学研究的纯粹性由研究者的个性决定,这些“孤独的真理追求者”全心投入,是个性的一部分,能远离纷乱的日常生活世界,带来个人的安慰。当然,贵族时代已一去不复返,卡尔·曼海姆就感慨,现代社会正面临“知识分子的无产阶级化”的困局。或许,个人英雄主义式的学术岁月已经结束,科学研究也会需迎接学术的“众筹市场”。

  近百年前,韦伯在慕尼黑大学发表了《以学术为志业》的著名演讲,反复提醒年轻学者:“学术生活是一种疯狂的冒险活动”。今天,学术活动面临的风险与不确定性更为尖锐突出,对从业者的风险提示更为必需。提示风险并不意味着能消除风险本身。适应个体的特质,引导从业者选择禀赋、兴趣和偏好相匹配的职业,很大意义上是“从娃娃抓起”的事业。我们失去了可贵的、自由选择的童真时代。(作者系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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