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想保护知识产权，仅靠个人的承诺是不行的，必须通过法制的手段才能解决。于是，1910年，清廷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著作权法》。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清廷征求善后之策，与清廷关系密切的英国人李提摩太建议创设官报，传达信息。清廷采纳了这一建议，中央层面的官报开始出现。1901年直隶总督袁世凯上奏清廷，建议“亦通饬各省，一律开设官报局”，用以启发民智。清廷当即批准天津试办地方官报。同年8月，袁世凯在天津河北狮子林集贤书院旧址内创办了北洋官报局，并派人前往日本采购了当时最为先进的印刷设备，同时重金聘请了数位日本印刷技师。此外，袁世凯还从开埠较早的上海雇了一些印刷工人，具体负责印刷工作。经过一番紧锣密鼓的筹备，北洋官报局于天津正式成立，称“北洋官报”总局，并在河北省保定设分局。官报局设编撰、翻译、绘画、印刷、文案、收支六股，共150多人，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北洋官报局的规模、印刷水平和印刷能力相当可观。

　　北洋官报为双日刊，活版铅字印刷。内容以介绍直隶政务、军务、洋务、学务和商务为主，同时兼顾介绍各种新学，为了吸引读者，该报每期还刊登风景画一二幅。此外，每期还刊登有告诫式序文一篇，突出其官报的性质。与民办报纸不同的是北洋官报系免费分送直隶各府厅州县及各村学堂供人阅读的。作为一种新鲜事物，北洋官报获得了相对的成功。1903年，清廷决定在全国推广北洋官报局的做法，于是，地方官报在中国纷纷出现。

　　待站稳脚跟后，北洋官报局又尝试出版刊物和书籍，由此与中国近代法律发达史有了密切的关系。现有的史料表明，最早用中文出版的法政类学术刊物系1900年12月在日本东京创刊的《译书汇编》，主办者为中国留学生杨廷栋等。因当时国内法政学科发展程度较低，因而作为月刊，该刊主要译载欧美日等国的学术作品。1903年改刊名为《政法学报》，但不久即停办。1906年3月，东京出版了另一份法政类刊物——《法政杂志》，主编亦为留日的学生张一鹏等。同年9月，该刊与北洋官报局出版的《北洋学报》合并为《北洋法政学报》，由北洋官报局出版，主编亦更换为北洋官报局总办吴兴让。《北洋法政学报》为旬刊，设有论丛、译汇、编辑、法令等栏目，以编译法政讲义、介绍法律制度和刊载法令为主，法政类学术刊物的出版，在某种程度上表明国内法政之学已摆脱了早期单纯翻译的阶段，具备了吸收、创新的能力。不但领风气之先，而且在中国早期法政类刊物中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1910年《北洋法政学报》停刊，共出版156册。

　　总部设立于上海的文明书局为中国最早的民营出版机构之一。1902年由无锡名士俞复、廉泉、丁宝书等集股5万元设立。开办之初，该书局以组织编写和翻译出版新学教科书为主，其所出版的《蒙学课本》，书、画、文均佳，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为了扩大影响，该书局很快即在京师设立了分局。同时，为了防止盗版，文明书局还特别向清廷和地方大员寻求保护。直隶总督袁世凯于1903年1月14日，专门发布咨文同意对文明书局给予版权保护。

　　户部郎中廉泉具禀，京城设立文明书局，由沪运京之书请豁免运脚，并请各省保护版权等情到本督部堂，据此，除批具禀该员在沪设立文明书局，编译教科书并新学各书，复于京师设立分局，以便士林，请将由沪运京之书概行豁免水脚，查招商局轮船装运官书向免半价，现在兴学为自强根本，但能全免，即可照办，候行核译，详复饬尊。至该局编译印行之书，无论官私局所，概禁翻印，以保版权，并候分咨各省督抚院转行遵照。

　　清廷学部亦同意凡文明书局所出版的书籍一律加盖图章，以资保护。然而，让袁世凯没想到的是，1904年初北洋官报局却公开地翻印起了文明书局出版的《中国历史》等四种图书，每种印数高达5000册以上，获利颇丰。文明书局发现后，向袁世凯提出申诉。北洋官报局则反诬文明书局出版禁书，请求袁世凯撤销对文明书局出版物的版权保护，试图将一个法律问题转换成政治问题不了了之。面对着自己手下的违法行为，袁世凯不加思索地保护起自己的手下，建议清廷撤销对文明书局的版权保护。

　　《中外日报》、《大公报》等报刊为此纷纷发文旗帜鲜明地表达自己的态度。如《中外日报》公开谴责北洋官报局的行为“犯天下之不讳，以阻文明之进步”，言辞极为激烈。在舆论的压力下，清廷商部不得不出面表态，文明书局所出的书籍不存在所谓的政治问题。该事件的出现，使国人逐渐认识到，欲想保护知识产权，仅靠个人的承诺是不行了，必须通过法制的手段才能解决。于是，转而开始鼓吹制定版权法。1910年，清廷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著作权法》。（作者系常州大学史良法学院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