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在致任少卿的信中自叙撰写《史记》的心志，有“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话。这一说法影响深远，不少人以此作为人生格言，或以标示学术追求鹄的。班固把这段文字记录在《汉书·司马迁传》中。然而在《史记·太史公自序》里，我们只看到所谓“成一家之言”，并没有“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这句话。不过，司马迁在他的史学实践中，是切实坚持了这一学术理念的。

　　《史记·天官书论》写道：“为国者必贵三五。上下各千岁，然后天人之际续备。”按照司马贞《索隐》的解释，“三五”指的是“三十岁一小变，五百岁一大变”，仍然说到了“古今之变”。在《太史公自序》中介绍“八书”的撰述主题，也说“天人之际，承敝通变”，这里“通变”，也许可以理解为“通古今之变”。关于《礼书》的内容，司马迁也有“略协古今之变”的说法。这些表述，其实都包含“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深意。有人评价《史记》，认为正是因为追求这一境界，于是成就辉煌，“七十列传，各发一义，皆有明于天人古今之数”。而《货殖列传》“亦天人古今之大会也”。

　　所谓“通古今之变”，指出了历史学者的学术责任是考察古今历史演变的进程，并进而认识历史，理解历史，总结关于历史规律的体会。对于进行这样的学术工作路径，司马迁的做法是“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考察、认识中国的历史文化，应当进行这样的努力。对于经历艰苦探索，终于获得历史新知的内心欣慰，他的表述是：“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如此坚定的学术信念，今天的读书人，依然可以借以自勉。

　　理解“究天人之际”的文意，当然不能脱离当时的文化背景，关注人们对于“天”具有浓厚神秘色彩的崇敬。曾经就《公羊春秋》的研读对司马迁有所指导的董仲舒对“天人之应”有诸多讨论，他的思想可能对司马迁有一定的影响。《史记·五帝本纪》说尧“敬顺昊天”。张守节《正义》解释为“敬天”。后世注家对《史记》文字的解说，也可见“敬天常”“严敬天威”等说法。如果认识到秦汉社会的“敬天”理念包含对自然的尊重，对生态的爱护，就应当珍视其中值得继承的文化因素。《韩诗外传》卷七写道：“善为政者，循情性之宜，顺阴阳之序，通本末之理，合天人之际，如是则天气奉养而生物丰美矣。”从这一角度看“天人之际”的“合”，可以发现接近当今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的内涵。还应当注意到，司马迁“究天人之际”的“究”，强调对未知规律的探索追求，与董仲舒“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僵化偏执倾向有所不同。

　　司马迁生活的时代，是英雄主义、进取精神和开放风格凸显，文明大幅度进步的历史阶段。思维活跃、创造积极，成就了文化丰收。当时的思想者有比较宽广的视野和比较高远的追求，“天人”和“古今”的关系，似乎是许多人共同关心的文化命题。汉武帝说：“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董仲舒说：“天人之征，古今之道也。”公孙弘也曾经言及“明天人分际，通古今之义”。《淮南子·泰族》写道：“明于天人之分，通于治乱之本。”《淮南子·要略》也有“埒略衰世古今之变”“通古今之论”“经古今之道”，以及“观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之说。

　　看来，司马迁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代表了一种具有强烈时代特征的历史文化意识。而这位伟大学者的思考多有历史发明，确实体现了真知灼见。不过，因为与决策者的文化立场和政治判断有所不同，因李陵之祸爆发，终于激怒汉武帝，以陷腐刑。他从对历史的感悟中获得的认识，是否对汉武帝这样就“天”“人”“古”“今”也曾经有所关注的执政者形成影响，属于另一个层面的问题，大概需要通过更细致的学术考察才能够说明。（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