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诗人柳忠秧诉湖北作协主席方方案，我从感情上倾向于方方，但她无法提供柳为评鲁奖“把所有评委搞定”的证据，一审被判败诉。

　　这令我想起鲁迅（周树人）同章士钊打过的一场官司。

　　1925年6月，北京女师大闹学潮。时任教育总长章士钊，与女师大校长杨荫榆，密谋镇压学生。章决定将女师大改为“国立北京女子大学”，用以分化瓦解学生。学生反对，杨荫榆叫来军警弹压。女师大学生与北大、法大等校学生联合，发动了“驱杨”运动。

　　8月6日，章士钊在北洋政府国务会议上以“学生不受检制”为由，提请通过“停办女师大”令。学生愤慨，遂成立“女师大校务维持委员会”反抗。在该校兼课的鲁迅被推为委员之一。

　　学生的斗争像“烤炉里加上煤炭，红红地燃烧起来”。章士钊急了眼，拿鲁迅“开刀”。他先来软的一手，对鲁迅许愿：“你不要闹，将来给你做校长。”鲁迅拒绝。鲁迅时任教育部“佥事”，月薪300大洋。章看软的不行，来硬的，要打破鲁迅饭碗，但没理由，便借口鲁被推为女师大校务维持会委员，“于8月12日，呈请执政府将树人免职，13日由执政府明令照准。”

　　鲁迅对这一“明令”起而反抗———不光为他个人，也为学生、为正义。他给台静农写信说：“其实我也不太像官，本该早被免职了……至于就法律方面讲，自然非控诉不可。”鲁迅平时抽劣质烟，这时买了高级烟抽，与友人笑说：“官总是要丢的，丢了官多抽几支好烟，也是集中精力来战斗的好办法。”

　　章欲免鲁职，早有预谋，这回有了借口：“该伪校务维持会擅举该员（周树人）为委员，该委又不声明否认，显系有意阻挠本部行政，既情理之所难容，亦法律之所不许。”章士钊出身大律师，当然讲“法”呀。然而尽管他以政府名义所下“明令”堂而皇之，以为免一小小职员，易如反掌，但官司还是输在了一个看似小而实则紧要的关节。

　　鲁迅何等聪明，虽无权势，有的是正义和智慧。8月22日，鲁迅赴平政院（行政法院）递诉状。状云：“（章）乃滥用职权，擅自处分……树人实难缄默。”这和他的“我还不是‘臣罪当诛，天王圣明’式的理想奴才”思想，完全吻合。

　　9月12日，平政院审理此案。16日法庭辩论，鲁迅说：“查校务维持会公举树人，系在8月13日，而该总长呈请免职，在12日，岂先预知将举树人为委员而先为免职之罪名耶？”巧妙一驳，点中总长大人死穴，击溃了他的遁词，令他蓄意加害鲁迅的伎俩暴露无遗。平政院判“教育部之处分取消之”。鲁迅赢了官司。同时，女师大学潮在鲁迅等进步教授支持下，取得胜利，驱杨成功，保住校名，并欢迎易培基任新校长。

　　北洋“平政院”，被人讥为“贫政院”，为什么在此案中作出了“被告呈请免职之处分系属违法，应予取消”的判决呢？我想一是因为，鲁迅威望极高，舆论支持，平政院不得不有所顾忌；二是判决时章士钊已辞总长之职，为防止事态扩大，平政院便顺水推舟，以示“公正”了。然而我以为最关键的是，鲁迅手握章士钊颠倒日期的铁证，令被告无法自圆其说，平政院即使欲偏袒大人物，恐也惮于做得过于露骨呢。

　　鲁迅这回的胜诉，乃属政坛、法坛、文坛佳话。鲁迅文章甲天下，他打官司的机警与勇气，也了得。鲁迅不是好惹的，但如果他打官司没铁证，在司法不公大环境下，法官与对方当事人勾结，以堂皇借口“惹”他一下，他也没辙。当然他可以笔战，那是另一回事。

　　方方欲上诉，聊备扎实证据啊。（作者系杂文名家、高级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