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刺刀下的竞争，还是其他违背人类文明规则的竞争，都不会带来可持续的效率与繁荣。

　　竞争无处不在，从丰富多彩的大自然到充满生机的人类社会，竞争使得物种进化、人类社会不断向文明迈进。竞争似乎也总是与自由二字联系在一起，能够让人们产生美好的联想。一些经济学家更是坚定地认为，竞争是人类社会的客观存在，任何竞争都有利于自由的扩展，都会带来效率与繁荣，人们应该接受任何形式的竞争。

　　从奥地利学派到芝加哥经济学派，一些赫赫有名的经济学大师也持有这样的观点，比如芝加哥经济学派代表人物、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就高度赞誉皮诺切特用军事独裁手段推行自由市场的智利，并亲自到智利指点经济政策。这就使得，中国的一些经济学人也将这一观点奉为圭臬，认定无论哪种形式的竞争，比如“血汗工厂”，比如行贿，等等，都是有益于效率与繁荣的竞争现象。他们甚至将中国经济几十年的高速发展，也归功于这类竞争。

　　人类社会不同于动植物界，是因为人类社会有文明存在。文明即是规则，被赋予道德要求的规则，它规定了“对”与“错”，“应该”与“不应该”。如果将文明剔除，人类社会也就成了丛林世界。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坚称竞争程度越激烈，社会效率越高，可是他们无法解释丛林世界会被人类社会征服的客观现象，更无法回答为什么人类社会一直在向文明方向演进、而不是反向而行的问题。

　　抢劫、杀人越货，是程度更激烈的竞争，获取财富的效率更高，但没有几个人认为这有价值。用价格更低的假货、有毒害的商品参与市场竞争，只会导致竞劣的后果。“人不可自愿为奴”，这是人类从血的教训中得出的结论。因此，绝大多数国家会制定最低工资法，铲除“血汗工厂”，防止用工市场的竞劣现象发生。行贿也是破坏规则的竞争，只会导致能够提供优质服务与产品的厂商的竞争力减弱，劣质服务商品充斥市场。

　　皮诺切特的军事政变，是为了扭转前任总统阿连德疯狂的国有化经济政策。阿连德崇拜前苏联和古巴的经济政策，在智利全境推行国有化，使得智利经济全面恶化。弗里德曼相信推翻阿连德政府的皮诺切特的市场化道路必然引导智利进入自由经济社会，因此可以接受皮诺切特依靠专制手段推行自由市场。

　　这就形成了一个悖论，人们已经从哲学上辨析了“不可以非正义手段追求正义”，这个结论同时得到了实证。既然如此，人类理性如何能接受用扼杀自由的手段通向自由？

　　弗里德曼被誉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但该事件形成的争议近乎成了一个污点伴随着他伟大的一生。

　　事实上，弗里德曼以及他的学生——曾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接受经济学训练的一群被皮诺切特重用的“芝加哥小子”，仅仅是对阿连德总统恶劣的国有化政策进行了拨乱反正，并没有协助皮诺切特的军事独裁给智利经济带来奇迹。皮诺切特1973年依靠军事政变上台，直到1976年智利经济才开始全面复苏，其中有个重要因素，国际铜价此时开始暴涨，1976年至1980年，上涨近三倍，而智利正是全球最大的产铜国和铜出口国，GDP中40％依赖出口。

　　也就是说，智利经济的复苏与进入增长快车道，主要归功于国际铜价的暴涨，并非皮诺切特刺刀下的自由市场。弗里德曼以及“芝加哥小子”们创造的“奇迹”，显然被夸大。而在皮诺切特的刺刀之下，无数人被迫接受低报酬高强度劳动，生活陷入极度贫困当中，更有大量追求自由的人们失去自由和生命，全社会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皮诺切特本人也臭名昭著，任期内没有一个国家愿意接受他的到访。

　　无论刺刀下的竞争，还是其他违背人类文明规则的竞争，都不会带来可持续的效率与繁荣。不是所有的竞争都有市场价值，违背文明规则的竞争，只会破坏市场，损害市场效益与繁荣。（作者系深商研究会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