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道自由、公正平等，能够增进瑞典全社会和每个国民福祉总量的税制安排，才是坎普拉德最终回归瑞典祖国纳税的核心理由。

　　最近，税收界最吸引人眼球的新闻，恐怕非全球最大家具零售商宜家（IKEA）的创始人——英瓦尔·坎普拉德在逃避祖国瑞典高税收制度42年后，开始在瑞典交纳自己的第一笔个人所得税600万克朗（约人民币439万元）莫属。而这笔税款约占坎普拉德2014年1770万克朗总收入的33.89%。

　　对坎普拉德这一看似“非理性”的纳税行为，立场不同的人，自会给出不同的解读。对一些爱国者而言，坎普拉德这一行为是爱国的表现，是因为对祖国在情感上的眷恋。对税务机关而言，这可以作为税法遵从度的道德榜样与楷模大书特书，从而放大其高尚纳税品德的辐射效应。对纳税人而言，或许，因此可确定一个纳税人个体的税德理想人格修养目标。

　　毋庸置疑，42年前坎普拉德为了逃避瑞典高税负而在卢森堡注册的控股公司，无疑是一次理性的自利行为。以2010年为例，他实现了25亿欧元的利润，但却仅缴纳了4.8万欧元的税款。这意味着，如果按照宜家公司2014-2015财年数据计算，即就是全球28个国家328家卖场实现的319亿欧元销售额计算的话，4.8万欧元的税款，显然与其行业地位不相匹配。当然，坎普拉德的代价是领受了“卢森堡税收丑闻事件”的形象损失与道德风险。按照中国人的说法，这就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但在自己的祖国瑞典，如果按照50%的税率计算，坎普拉德可能要交至少12.5亿欧元左右的税款，坎普拉德的精明显而易见。

　　事实上，作为企业家的坎普拉德，如果在相关税法等法律允许的范围内，通过税收筹划降低纳税成本，也无可厚非。毕竟目的为自己没有错，而且这是市场经济的行为基础。至于究竟选择在哪个国家交税，也是企业家个人的自由，只要他没有违背法律和道德底线就行。

　　问题或在于，税负高低固然是税制的重要因素，但并不是税制的终极要素。尽管税法高低标志着一个国家税制对纳税人财富的攫取深度，税率越高，税负越重，纳税人的“税痛”越大；税率越低，税负越轻，纳税人的“税痛”越小。但是，根本说来，税率的高低、税负的轻重，只是影响纳税人“税痛”大小的一个重要因素。质言之，影响纳税人“税痛”大小的最高因素是——税率及其征收方式，核心在于是否经过了纳税人同意；根本要素是——征纳税人之间权利与义务的分配是否公正平等，包括纳税人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分配是否公正平等？具体说，征纳税人之间基本权利与义务的分配是否遵从了完全平等原则，非基本权利与义务的分配是否遵从了比例平等原则。自然也包括，纳税人之间基本权利与义务的分配是否遵从了完全平等原则，非基本权利与义务的分配是否遵从了比例平等原则。质言之，国家征税是否增进了全社会和每个国民的福祉总量？如果增进了，又经过了纳税人的同意，而且公正平等，试想，税负高了如何，低了又如何？

　　毋庸讳言，由于瑞典进入完备的民主阶段，各级权力包括税权早已装进了民主宪政制度的笼子，权力为民众所拥有和享有。即是说，政府征多少税，向谁征税，税率是多少，如何征税，以什么方式征税等等，涉税重大事宜的最终决定权，都掌握在民众，或者纳税人的手里。因此，瑞典收入最高的百分之十的国民，与收入最低的百分之六十的国民的贫富差距，税前收入高达144倍；税后收入的贫富绝对平均差距大大缩小。而瑞典政府所实行的《雇员投资基金法案》规定，雇员投资基金通过两条途径筹集资金：一是利润分享税，每年对税后利润超过50万克朗的企业征收20%的利润分享税；二是养老税，即所有雇主必须支付提高了的养老税金。1984年时为各企业工资总额的0.2%，逐步增加到0.5%。雇员投资基金全部用于购买瑞典企业的股份。据计算，只要企业的利润率为10%～15%，转移到职工名下的雇员投资基金可在25到30年内，占有企业股份的50%。

　　正因为如此，该法案被认为是对资本主义的正面进攻，资本家曾称之为“西方世界从来未目睹过的最大规模的没收举动”。事实上，也确实激起了资产阶级的强烈反抗。1983年10月4日，还组织了一次7万5千人游行，抗议《雇员投资基金法案》。但瑞典议会，还是于1983年12月12日通过了《雇员投资基金法案》，并于1984年1月1日开始实行。

　　事实是，以1986年至1987年度为例，各种税收就占瑞典国家收入的64.8%，其中个人和企业所得税占21.4%，增值税占22.8%，烟酒税16.7%。与此同时，当年的政府支出中，卫生和社会事务部的预算最大，占25%，教育部占12.3%。而这两个部的开支主要用于社会福利。此外，在劳工、住房和工业部门中许多项目也与社会福利有关。比如，瑞典政府规定生育子女的妇女和她的丈夫，可以一起享受为期15个月的休假。而且，在孩子年满12岁以前，每年父母都可以休假90天。年度休假一般是一个月左右。如果加上各种传统的、法定的节假日，雇员每年劳动时间便大幅度减少。也因此，便有了“西欧社会已从劳动社会进入休闲社会”的说法。

　　这一切意味着，瑞典的税收制度，已经进入到了发达、优良的阶段。既实现了人道自由原则的制度性“嵌入”，也实现了公正平等原则的制度性“嵌入”。而且，确实增进了全瑞典社会和每个国民的福祉总量。

　　因此，坎普拉德在逃避祖国瑞典高税收制度42年后开始在瑞典交纳，原因、动机可能是多因素的，但根本说来，还在于瑞典税制本身的优良。因为它基本实现了优良税制的核心价值，遵从了人道自由的最高文明精神与公正平等的根本文明精神。自然，尽管瑞典的税负很高，但却因为所收之税，能全部“用之于民”，而且能用之于民之真正所需，从而吸引了大多数国民对祖国的不离不弃与永久的眷顾，包括坎普拉德的重回祖国自愿纳税。

　　总之，人道自由、公正平等，能够增进瑞典全社会和每个国民福祉总量的税制安排，才是坎普拉德最终回归瑞典祖国纳税的核心理由。唯有税制的优劣，才是彰显一个国家治理文明位阶高低，以及国民凝聚力大小的核心标准。税制优良，则国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和谐顺畅，繁荣与进步是其必然的结果；税制恶劣，国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则充满矛盾与冲突，衰亡与落后也是其必然的结果。（作者系中国财税法学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