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行词汇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记得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人们享受到了改革开放的诸多成果，那时许多人，特别是社会精英阶层，很喜欢说“霸气”这个词，做派动静也大。一位律师朋友每次讲述他胜诉的过程，总以“人一定要霸气”结尾，同时把砖头一样的第一代手机在桌子上狠敲一下；媒体则时常报道某领导“拍案而起”，“怒斥”谁谁谁。

　　社会生活变化了，时尚和流行词汇随之悄然变化。后来，企业家的博古架上不仅仅有古董和洋酒，还有看起来很厚重的书籍，尽管起初摆放的有的是金箔打造的豪华书，或者只有书壳的假书。朋友们交谈的时候，时不时会强调“做人要低调”；如果一个公务员被人评价为“低调”，他一定很满意，尤其在中央八项规定发布之后。

　　用平和取代咄咄逼人，用书籍取代山珍海味，用“低调”取代“霸气”，短缺时代的烙印被熨平，审美水平开始攀升，“亢龙有悔”成为共识，证明了“仓廪实而知礼节”的古训，当然是巨大进步，但还远远不够。“高调”“低调”本是音乐用语，而调子高低要由听众评判，所以无论是“霸气”还是“低调”，都是做给别人看的，具有表演性质。一个人强调自己“低调”，等于暗示他本来有资格“高调”。

　　真正的低调不是给人看的，更不是经过装饰的“高调”。门好进、脸好看、事不办，让心急如焚的群众白跑，是尸位素餐的懒政怠政，是挂着笑脸的傲慢。一边自诩两袖清风，一边拍板大上耗能污染低效“工程”，是公然劳民伤财；用矿泉水瓶子装茅台酒，躲进私人领地饕餮公款，是瞒天过海，违反党的纪律；骑破自行车上班，穿几十块钱的衣服，私底下捞足了人民血汗，是违法犯罪。钱钟书说“俗人就是装模作样的人”，我觉得作伪不但是恶俗，更是取巧。

　　真正的“低调”是本色，是发乎内心的自然，是“本来如此”的真实，当事人根本意识不到什么“高调”“低调”。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宴请陈嘉庚，两个战士过来坐在他的长板凳上看热闹，战士挤一挤，毛泽东让一让，竟然毫无感觉。杭州拾荒老教师韦思浩去世后，家人才发现他捐资助学已经20多年，还悄悄办理了遗体捐献手续。我的老同事、周恩来同志的侄女周秉德曾经放弃分房的机会，把温暖让给年轻人。我把她至今为人称道的善举写成文章发表，她竟想不起来，一脸迷茫地问：“有这事吗？”

　　革命队伍浑然一体，本来就不该存在高低贵贱，所以毛泽东对战士“挤板凳”才浑然不觉。韦思浩老人的义举同样波澜不惊，说明惟其如此他才心安。周秉德为别人着想是下意识的，早已习惯成自然，是周恩来无私无我的本色和高尚脱俗的真实折射。这些天然去雕饰的“低调”，是共产党人的本来面目，是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德行，这才是广大党员干部应该崇尚和追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