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根儿，是结账清算，收钱回家过年的时候。可一个亲戚却告诉我，他借出去的钱恐怕拿不回来了，年关难过。原来，他不仅把自己的钱，还把另一个亲戚的钱以高利贷的形式借出去了。2015年经济不景气，许多老板不见人，甚至逃跑了。让人担忧的是，这种通过放高利贷融资的现象在江浙基层非常普遍，而且借的往往都是亲戚朋友邻居的钱，有的甚至是省吃俭用留着养老的钱。一旦信用破产，后果不堪设想。利用亲情制造的信用陷阱已成了一个需要警惕的社会问题，值得重视。

　　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当然与中国社会传统的信用结构不能适应当前社会的转型有关。中国人是一个熟人社会，在家国天下观念中，传统的亲情伦理，由亲而戚，由戚而朋友而邻居，对维系中国社会秩序，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一点，费孝通先生曾专门考察过。其实，你稍微留意一下身边，就会发现这种信用所起的作用。比如，坐车时，遇到熟人，中国人会竭力谦让，那种热情让你感动；而遇到生人时，则抢座位。俗话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说的就是这种熟人文化社会中的信用结构。但这种熟人文化也是一把双刃剑，比如在中国文化中有一个叫“杀熟”的现象。“鬼拣熟的迷”，说的是利用熟人之间的信任关系来做生意，它实际上消费了熟人之间的信任。更何况，熟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潜规则，比如借钱，在借的时候，双方都好说话，也不要收据，觉得写收据反而见外，这往往就会造成“先君子，后小人”的难堪现象。

　　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传统的亲情伦理信用结构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熟人社会逐渐瓦解，代之以陌生人之间的关系，而人们还沉浸在熟人文化中时，就会仍然利用熟人来办事——找亲戚、老乡、战友、同学，就成为一种常态，形成一种潜规则。最典型的就是利用亲情进行融资，甚至利用亲情做一些诈骗违法的事。比如传销往往就是利用七大姑八大姨的亲情信用基础进行的。尤其是短期的融资，俗称“过桥”，即在短时间内急需一大笔资金时，通过民间高利贷的形式融资。对放贷者而言，有着巨大的利益诱惑，加之亲情的信任，很容易成行，而很少考虑背后巨大的风险。但一旦产生问题，其后果就非常严重，损害的不仅仅是社会信用，更是维系我们社会的纽带，而且这条纽带一旦损害，重建信任几乎不可能。有人讲，现在的信用已不出家庭，这对社会来讲，其实就是一场灾难。

　　要解决这个问题，当然是要通过引进法治的方式，为社会建立起明规则，而不再是生活在潜规则之下。在这种条件下，办任何事，首先考虑的是按确定的规则办事，而不是去寻找熟人，人际关系不再起支配作用。

　　从这个意义上讲，法治是一种文明的方式，引进它，可以改造我们的传统文明，使两者互相合作，共建新的信用结构。

　　其实，亲情不仅对于中国人，乃至对于所有人类，都有着特殊的意义，如果丧失，人将不人，社会也将不社会。（作者系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