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上中学后，从语文教师袁愈荌先生处借读《中国新文学大系》，才对新文学有了一点粗浅的整体概念。阅读中感觉全新的是两卷散文，郁达夫和周作人的两篇长序，好像一声“芝麻开门”。小说中印象最深的《桥》（废名），也是散文的情致。从此爱读散文，老而弥笃，常觉得许多好散文里有比诗里更多的“诗”。

　　“五四”一代散文家，鲁迅的老辣、知堂的渊源和丰子恺的亲切，是我的排行榜首选。前两位仰之弥高，钻之弥深，毋庸多说。丰氏《缘缘堂随笔》里很多篇，如写吃瓜子、写做客赴宴、写山中避雨，尤其写儿女，常常是笑着读，读着笑，会心惬意之至。朱自清称丰先生的文字为“蔼然仁者之言”，是极确当的。他的仁爱心和幽默感洋溢在他的文字和漫画里，像冬日炉火般温暖。“瞻瞻！你尤其可佩服。你是身心全部公开的真人。你什么事体都像拼命地用全副精力去对付。小小的失意，像花生米翻落地了，自己嚼了舌头了，小猫不肯吃糕了，你都要哭得嘴唇翻白，昏去一两分钟”……他是真的佩服孩子，痛惜成人永远失落了纯粹的真率。丰氏的幽默，对于我远比进口的“英式幽默”更幽默。此外，李广田、何其芳、沈从文、冰心、梁实秋，都有一些我喜爱的散文。

　　1949年以后，当时的散文代表作家是杨朔和秦牧。但秦牧的名作《艺海拾贝》是文艺随笔，不抒写个人思想情绪。杨朔的散文，当时脍炙人口，入选课本，后来受到严厉诟病，指责他内容上不敢直面严峻的现实，艺术上形成套路。时过境迁，平心而论，杨朔能敏锐捕捉生活中美好的成分（一切生活都是美好与丑陋并存的立方体），文字清新简洁，置于当时的写作环境下，还是清新可喜的。当然它们缺乏深刻的思致和情感。还记得人民日报发表了与鲁迅关系密切的老翻译家曹靖华几篇忆旧散文，连标题都很别致，如《忆当年，穿着细事且莫等闲看》，令人耳目一新，但近乎孤例。真正政治成熟的散文家是刘白羽，他的《长江三日》气魄很大，境界很高，名噪一时，也选入课本。他的散文集名《红玛瑙集》。他是文艺界的决策者之一，不满部队文艺多写“成长人物”（即普通老百姓经战争磨炼成长为革命战士），主张写成熟的革命者，以此创作拍摄了电影《人民的战士》。但不写成长过程，就难有精彩的故事性，放映后反响不大。

　　“文革”后，文运随国运复苏后，散文如春风野草，迅捷繁荣。孙犁的纯粹、杨绛的温挚、金克木的睿智、吴冠中的独特、汪曾祺的简净、止庵的识见、王小波的理趣，加上“五四”至三十年代散文的久违重逢，港台海外散文的久仰幸会，真所谓“等闲识得春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令人目不暇接。比如张爱玲的散文，我觉得比她的小说更好。扬之水的学术文字感觉入微、语言精致，遥接《文心雕龙》《孙过庭书谱序》以美文写论文的传统，我是当成散文来读。此外，有整体构思的系列散文这种新体裁的出现，迅速赢得了广大读书人的喜爱，如《一个人的村庄》《我的阿勒泰》等。总之，三十余年中，中国散文写作出现了前无古人的盛世，就我的闻见印象，散文的读者在数量上堪与小说读者分庭抗礼。

　　我尤其心仪作为散文家的余光中先生。他常令我想起闻一多的一段话：“若讲新诗，郭沫若君的诗才配称新呢，不独艺术上他的作品与旧诗词相去最远，最要紧的是他的精神完全是时代的精神——二十世纪的时代的精神。有人讲文艺作品是时代的产儿。《女神》真不愧为时代的一个肖子。”而余光中散文的当代色彩也十分鲜明，他真把这个“散”字发挥到了极致。

　　余先生首先是大诗人。十来个短句的《乡愁》，道尽时间数十年、空间千万里的乡愁。意象鲜明，语言精粹，从具象升华到形上，堪称写乡愁的绝唱。但其实他对散文的理解更是有当仁不让的气魄的：

　　“我写散文虽然起步较晚，但是文路比诗路走得较稳，较快，也早进入成熟之境。文路起步不久，少年气盛，我就奢言当代的散文需要革命了。

　　“在《剪掉散文的辫子》一文中，我强调现代散文应该注意语言的密度、弹性与质料。后来我又对‘五四’以降流行的小品文提出质疑，认为散文的格局不必自囿于小品，散文家也不妨发展重工业。小品文如果喜欢议论，容易变成杂文，如果一味抒情，就会变成所谓散文诗。一位散文家如果不能兼擅叙事与写景；只能凭空地、无端地主观抒情，作品就注定只会‘蹑虚’，不能‘落实’，更谈不上出虚入实、虚实相生。

　　“早年我写散文，有意超越当代的风气，篇幅上要求摆脱鲁迅所嗤的‘小摆设’，经营黄国彬所倡的‘大品’。大品之大，不全在其长，更在其格局与气势。谁规定散文要谨守寸土，味之如橄榄，饮之如清茶？在风格上我不满当时的散文叙事潦草，写景空泛，既乏临场的实感，又无创新的音调：总之是感性稀薄。所以我认为散文不应该甘于屈居‘次文类’，相反地，应该扩大而且加强：扩大格局，加强感性，并且取法于其他的文类，例如诗与小说，与乎其他艺术，例如音乐、绘画、电影。

　　“当年我又发现，要达到这目的，‘五四’以来的白话文就得倒回仓颉的风火炉里去，调整阴阳，重新炼起。中文的句法、文法、章法、节奏以及修辞学习用的手法，似乎都可以换骨脱胎而金刚不坏。”

　　余先生对语言的议论最得我心：“杏花。春雨。江南。六个方块字，或许那片土地就在那里面。而无论赤县也好神州也好中国也好，变来变去，只要仓颉的灵感不灭，美丽的中文不老，那形象，那磁石一般的向心力当必然长在。因为一个方块字是一个天地。太初有字，于是汉族的心灵，祖先的回忆和希望便有了寄托。”

　　他又说：“白话的语汇与句法当然是现代散文的基调，但是仅止于此不免单调，功力所及，不妨佐之以文言、俚语和适度的西化，加以熔铸，成为合金。白话的亲切、自然可以用文言的简洁、精炼来调剂。一松一紧，一放一收，文章才有波澜，富于变化。所以无论是在创作、翻译或评论，我驱遣语言的原则常是：白以为常，文以应变，俚以见真，西以求新。我相信，散文的通才该是众体兼备的文体家。”“我的诗兴勃勃，不尽在我的诗集里，更浸入文集里去了；文情汩汩，也不尽在文集里，更透入论集里去了；而议论滔滔呢，也不尽在论集里，更渗入许多译书的序言和注释里。”

　　知道了他的散文论，再随意选录一段他的实践：

　　“惊蛰一过，春寒加剧。先是料料峭峭，继而雨季开始，时而淋淋漓漓，时而淅淅沥沥，天潮潮地湿湿，即连在梦里，也似乎把伞撑着。而就凭一把伞，躲过一阵潇潇的冷雨，也躲不过整个雨季。连思想也都是潮润润的。每天回家，曲折穿过金门街到厦门街迷宫式的长巷短巷，雨里风里，走入霏霏令人更想入非非。想这样子的台北凄凄切切完全是黑白片的味道，想整个中国整部中国的历史无非是一张黑白片子，片头到片尾，一直是这样下着雨的。这种感觉，不知道是不是从安东尼奥尼那里来的。不过那一块土地是久违了，二十五年，四分之一的世纪，即使是雨，也隔着千山万山，千伞万伞。二十五年，一切都断了，只有气候，只有气象报告还牵连在一起。大寒流从那块土地上弥天卷来，这种酷冷吾与古大陆分担。不能扑进她怀里，被她的裾边扫一扫吧也算是安慰孺慕之情。

　　“这样想时，严寒里竟有一点温暖的感觉了。这样想时，他希望这些狭长的巷子永远延伸下去，他的思路也可以延伸下去，不是金门街到厦门街，而是金门到厦门……”

　　散文的乡愁，与诗的乡愁迥不相犯而又异曲同工，各尽其妙。

　　余先生说他右手写诗，左手为文，散文选集就叫《左手的掌纹》。真是左撇子的绝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