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独说是哪一个因素造成了性别失衡，都不妥当。但我确定的是，不管是溺弃女婴或是性别堕胎，根源在重男轻女的观念上。

　　在一次采访中，换了三种交通工具，花了大半天时间，我终于从武汉抵达湖北罗田县的大雾山村。一到那里，我瞬间理解了当地女性努力外嫁的心情。漫漫大山，视野之内看到的都是贫穷和无望。

　　在村里采访只能靠摩托车，距离太远、坡度太陡。几年前，还没有从半山腰进村的主干道，后来村里借钱修路才修通，但也仅通到村里一个组，其他几个组的村民依然过着家门口没有水泥路的生活。有些人，几乎一辈子没出过村。

　　顺着拨开野草干枝才能找到的小路，我到一位大龄未婚男性的家里。“家里太穷结不起婚”，他告诉我，他对婚姻对象的唯一要求是——“只要是个女的就可以，有毛病也没关系，能生孩子就可以”。几乎村里所有受访大龄未婚男性都这样回答我。我理解他们和他们家庭的无力和弱势；但另一方面，我为女性被当成生育工具的物化而悲哀。多有戏剧性！

　　2015年初，我开始接触“农村剩男”这个选题。性别失衡并不是简单的因果关系就能解释的，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根源性因素是重男轻女的性别不平等观念。还有很多条件性因素，比如溺、弃女婴，B超胎儿性别鉴定和性别流产等。而社会和政策方面的原因则是性别失衡的刺激性因素，严格的生育数量限制导致通过“多生”获得男孩的做法无法继续。地区人口流动和地区经济水平的差异，也为助长了性别失衡。

　　单独说是哪一个因素造成了性别失衡，都不妥当。但我确定的是，不管是溺弃女婴或是性别堕胎，根源在重男轻女的观念上。

　　有人说，性别失衡危机是个有些“直男癌”的话题，因为它只关心男性结婚难的问题，只想呼吁大家解决男性结婚难的问题。

　　实则不然。在性别失衡这场危机中，受害者远不只是大龄未婚男性。

　　在采访过程中，太多采访对象告诉我：现在女孩少了，很多女孩都傲起来了，她们身价高起来了。男青年和他们的家长花更多钱去娶媳妇，抬高了价格；甚至还有人向我直白地表达他们未经证实的偏见——他们认为那些嫁到城里的女性更加拜金，认为她们如今只看钱不看感情。

　　作为一个记者，我只记录所见所闻不作评价；但作为女性，我又为女性群体深感愤懑和不平。以上所见所闻，本身就是歧视女性、物化女性的直接体现。女孩少了，人们反而更加物化女性，“明码标价”衡量女性。

　　在性别失衡问题中，没有谁是赢家。“大龄失婚男青年”这一群体更容易被支持理解；然而更值得关注的也是容易被人们所忽略的，是性别失衡问题背后的买婚、骗婚、贩卖拐卖妇女、变相买婚的跨国婚姻、升高的离婚率、村内留守妇女儿童的安全问题，等等。

　　有提法称为了缓解性别失衡，多生能解决问题。我实在惶恐于这种提法。为了解决“光棍危机”、性别失衡而鼓励多生的提法，实在“功利”得过分。要知道，“生”与“不生”都该是人们的自由。

　　最根本的解决途径仍是改变性别观念。一度出生性别比超过中国，后来基本正常的韩国，通过“孩子可随母姓”“女性列入族谱”，成立“性别平等部”等措施来提倡性别平等。如今，这个曾经和中国一样严禁产前性别鉴定，甚至将其列为“犯罪”的国家，已经放开了产前性别鉴定。因为父母们即使知道了腹中是女儿，也不会再去做流产。

　　有人辩解说，在中国仍缺乏养老保障的农村，为了养老，不生男孩没办法，在传统的婚嫁模式中，“嫁出去的女儿就是泼出去的水”，养儿子才是自己的，养儿才能防老。我想说，这些观念和模式本身就是性别歧视的体现。困难不是放弃解决的借口。因难而废，问题只会一直存在。抓住根本因素的任何点滴努力，都比“只治标不治本”的“虚张声势”要强。

　　完善农村养老保障体系，从客观物质条件上改变“养儿防老”的社会背景，再或者从性别观念和女性生存环境入手，通过细小的事逐渐转变。唯如此，性别失衡的解决才会真正有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