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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的严与实
赵建国
//www.workercn.cn2016-03-25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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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汪曾祺的小说如醇酒齿颊留香的,不仅是他平淡隽永的语言,浑然天成的结构,还有他对于文学创作既严又实的态度。

  1987年9月,汪曾祺应邀参加美国爱荷华大学为期三个月的“国际写作计划”。美国的商业化社会,让他体会到钱的重要,在家书中多次提出得为了家人和孙辈多挣一点钱。的确,这位当时已经相当出名的大作家,还蜗居在妻子单位分配的房屋中,卧室兼书房只有7平方米。刚到美国三周后,他改写了《聊斋志异》中“四篇”,形成的“聊斋新义”,在当地侨报刊发,一同参加计划的台湾作家兼主编的陈映真也决定在台湾发表。当时美国和台湾稿费均以美元计,比大陆高出许多。同去的作家古华劝他再写出十篇《聊斋》来,凑一本书在台湾人间出版社出版。

  以汪曾祺的才情和名望,赶写不成问题,发稿更不成问题。他却没有这么做。在家书中,他对妻子说,“我不想这么干。这四篇是我考虑得比较成熟的,有我自己的看法。赶写十篇,就是为写而写,为钱而写,质量肯定不会好”。汪曾祺的“聊斋新义”后来成稿13篇,四年后才陆续完成。

  不蒙别人,也不蒙自己。汪曾祺的创作是清醒的,更是严格的。他是沈从文先生的高足,解放前已经崭露头角,解放后其才华更得到老舍先生的赏识。尽管如此,他对创作却从不马虎。在他佳作频频不断引起文学界和读者惊喜的时候,他却对自己解放前的小说《异秉》、《职业》、《戴车匠》进行了重写。对比文本,我们发现,差异不只在文笔,更多则是对书中人物的态度上。比如《异秉》,1948年的那篇对生活的苦笑多,对书中主人公王二揶揄的成分多,而1980年的这篇,对王二的发迹宽容了许多,对下层市民尤其是保全堂里学徒的陈相公有了更深的同情,调子也明快许多。

  之所以这样改写,是因为解放后,他认识到“写作是件严肃的事,真不该是作者就是那样写写,读者就是那样读读”。他说,那些人原先没有出路,因为“我自己找不到出路”。而作家应该带着责任感来写作,只有“用比较明净的世界观,才能看出过去生活中的美和诗意,才能把生活中美好的东西、真实的东西,人的美、人的诗意告诉别人,使人们的心得到滋润,从而提高对生活的信念”。

  与态度严谨、反省严肃、要求严格相连的,是汪曾祺小说创作观的朴实。“写小说就是写生活”,在他的眼中,人的一生是散漫的,自然而然的,充满偶然,千头万绪,兔起鹘落,从来没有一个人每一秒钟相当于小说的一段,一句,一字,一标点,而长篇,本质是因果,结构是编排出来的,与小说绝不相类。

  所以,他一生创作小说123篇,无一长篇,最长的一篇也只有1.7万字左右。他也曾打算写一部关于汉武帝的长篇,终因材料收集不够、生活感受缺少而理智放弃。这样的创作观浸润到作品中,内容真实、风格平实是必然的结果。汪曾祺的小说,多以日常生活为主,无论是早年《鸡鸭名家》中的陆长庚、余老五,还是《皮凤三楦房子》中的高大头,也无论是《受戒》中明海和小英子朦朦胧胧的爱情,还是《大淖记事》中的姑娘媳妇挑担子,或者小说中立春日的“送泥牛”、丧礼中的“六七开吊”、端午的鸭蛋、下雪天的咸菜茨菇汤,既没有曲折离奇的情节,也没有叱咤风云的人物,有的只是我们身边的人、身边的场景、身边的事,有的只是常人所能接触到的真正的生活。即便这样的生活,也多是旧题材,除净了火气,除净了感伤主义,以平淡的笔调慢慢讲述。

  严与实相行不悖,相辅相成,构成了一个淡泊自如而又对读者“不耍花招,不欺骗”的汪曾祺。静水流深。这也许正是他的小说畅销不衰、他本人备受读者喜欢的“秘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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