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天媒体报道，浙江少妇邵紫燕在产下双胞胎后陷入妊娠昏迷，医生诊断为脑电活动完全消失，也即脑死亡，在经过50多天抢救后去世。家人捐献了她的心、肝、肾、角膜。这些器官被分别移植到6名病人身上，使她的生命得以“延续”。少妇和她的家人值得尊敬。

　　这令我想起以前读过的一篇文章——《定义死亡不能伤害生命尊严》。作者说：“当法律标准没有把这个人判定为死亡的时候，这个人在常识看来是活着的——在这种情况下，来谈论脑死亡问题，给我的感受是：非常可怕。”

　　人之生死，寻常事也，是谁也逃不脱的。脑死亡有那么“可怕”吗？其实不必害怕。此文作者把“程序”弄颠倒了。并不是先定了法律标准，人们才来谈论脑死亡；而是把脑死亡讨论清楚了，先有一个生物学和医学上的标准，以及社会学上人们的基本共识，才可以据此制定可行的法律。

　　20世纪50年代，有人提出脑死亡概念，其“标准”，由美国哈佛医学院特设委员会于1968年正式得出。脑死亡概念是基于这一常识的：每个人的中枢神经系统都是独特的和不可替代的；即便未来的医学技术使移植大脑成为可能，那个被移植者也已经不是他自己了。

　　一位医学专家说：“给脑死亡者提供人工机械维持基础代谢，虽然从表面上看，他的心肺等尚有一定功能，但是这绝对无助于其复活。”这里的“复活”一词，正说明了“脑死亡者并非一个活人”。

　　“可怕”论者说，脑死亡问题的立法和讨论，“最好不要涉及生命价值，特别是不要引起对生命价值的褊狭理解”。我对这话有点不同意见。讨论别的事，也许可以就事说事；讨论脑死亡，则必然涉及生命价值。法国著名医学家亨利·西格里斯说：“医学通常被看成一门自然科学，实际上乃是一门社会科学。医学的主要目标必定是保持个体和环境的调适。”这个“调适”，就是价值论。

　　脑死亡之所以不同于传统死亡，就在于从生物学上说，那个脑死亡者肌体的少部细胞尚未完全立即停止代谢，从社会学上说，很多人也不认为那就是死。清醒的死亡意识，是有觉悟的现代人的一种生命意识。尽管如前述有人已经提出脑死亡概念，但是由于人命关天，因此仍需深入讨论。如果脑死亡标准已定，已经确定脑死亡者不是作为一个生命而存在，那么他此时的价值，已另有天地，显然与“活人的生命价值”有别了。现在的问题是，先不谈法律，而是实践中如何从生物学、医学和社会学意义上确定“脑死亡”，即既不要将一个死者当作活人，也不要无科学根据地宣布一个人死亡。但愿经过这样的“调适”，人们能够活得更明白一些，不要抱定“常识”和旧的死亡观不放，甚至把竭力维持和赞成毫无生命尊严的所谓“活着”，当成自己的“人道”和“仁慈”。

　　“可怕”论者还说，讨论脑死亡问题，“真正的脑死亡者永远不可能‘在场’”——这是忧虑太甚了。现在假定人们将来都可能遇到脑死亡问题，我们不正在讨论这个问题吗？不能讨论技术细节，也可以讨论原则。这是人人有份儿的，为的就是防止由特定的人说了算。这个问题现在必须讨论清楚，等到以法律名义确定了脑死亡，则讨论的余地就不大了。

　　社会在进步。从上述少妇事件看，脑死亡已经被一些人，尤其是一些病人家属接受了——尽管并未放弃耗巨资作无谓抢救。咱们在向那位少妇及其家人致敬的同时，更要正确认识“脑死亡”——这不仅仅是一个医学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作者系杂文名家、高级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