帅承瀛，读者可能大都不知其为何人。但在湖北黄梅，他几乎家喻户晓，是家乡人的骄傲。他，不仅是清代黄梅取得科举功名最高的学子，而且是被道光皇帝誉为“一代廉臣”的清官，其个人传略载入了《清史稿》。

　　嘉庆元年（1796年），30岁的帅承瀛高中探花，从而开始仕宦生涯。他从翰林院修编起步，历任国子监祭酒，广西、山东学政，太仆寺卿、副都御史和礼部、工部、刑部、吏部侍郎等职。这期间，帅承瀛两次任钦差大臣，负责查办山西雁平道福海、陕甘总督先福等人的贪腐案，还巡按山东审理徐文诰冤案，为之平反昭雪。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岁末，帅承瀛出任浙江巡抚。他惩贪锄奸，兴利除弊，政绩卓著，尤其在盐政、水利、漕运等方面颇有建树。清代名臣李星沅在其日记中写道：“道光初帅仙舟（承瀛）先生开府浙中，裁并盐政，大减陋规，而商私民私不禁自戢，以盐本既轻，官价自贱，一年足额，二年且溢额矣。”杭嘉湖三郡发生水灾，帅承瀛奏请留住漕粮以作赈济，又请免除米贩关税，妥善安置灾民生活，不让一人流离失所。他主持疏浚西湖，修建海盐石塘，切实解决水患。《清史稿》在其本传中称赞：“承瀛治浙数年，以廉勤著。”

　　道光四年（1824年），由于母亲去世，时为浙江巡抚的帅承瀛丁忧回籍。属于他名下经费的积余有八万两，衙吏告诉他，依照以往惯例，这银子可从库房提取，归其个人所有。帅承瀛当即谢绝道：“我拿这些银子何用？把它留下来，一半用以疏浚湖泊，一半用以资助贫苦的读书人和鳏寡孤独者。”浙江人非常感动，特地在西湖边为他建造生祠“帅公祠”，以纪念他廉政爱民的高尚品格。

　　守服期满，帅承瀛奉召回朝，不久因眼疾辞官，告老还乡。归家十余年，他深居简出，布衣蔬食，接济穷人。他严格教育子弟，对任何人要以礼相待，不可恃势欺人；做人要矩步规行，堂堂正正；为官要清廉自守，不可贪恋钱财。

　　据清人黄钧宰《金壶七墨》记载：“承瀛公官京师时，遇有文酒之会，呼召优伶者，必不赴。不知而至，则入座辄遁；同列强之，则不顾。”当时朝廷没有出台禁令，官员热衷于与优伶游宴，喝花酒。而帅承瀛绝不随波逐流，更不同流合污，可见他何其自律。

　　古语云：“奢靡之始，危亡之渐。”“俭则约，约则百善俱兴；侈则肆，肆则百恶俱纵。”的确，官员奢侈的开始就是国家危亡的征兆。官员如果贪图享乐、追求奢靡生活，就会以权谋私、中饱私囊，把社会资源用于满足口腹之欲、感官之乐，这样势必败坏政治生态与社会风气，从而导致国家危亡。

　　毫无疑问，清朝的衰败除了制度因素外，主要是奢靡腐败所致。康乾盛世期间，官场就流行奢靡之风，同时贪渎之风愈演愈烈，以至于政治腐败，国力衰微，民生凋敝。那个年代，像帅承瀛这样严于自律的清官极为少见，别说把应得的贡献出来，不伸手捞都难得。独木难支，仅靠一两个清官难以扭转整个社会的奢靡与贪渎之风。所以，面对内忧外患，大清王朝无法力挽狂澜，只能让历史周期律再次重演而已。

　　尽管像帅承瀛之类清官也难以济世，但他们对得起历史，对得起后人。帅承瀛不仅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而且把清廉操守固化为家风，让子孙后代传承下来。有清一代，帅氏成为黄梅名门望族，子弟耕读传家，为官者无不清廉。

　　赵辛初（原名帅启泰，参加革命后改名）为帅承瀛六世孙，曾任湖北省副省长、文化部副部长、湖北省委书记、粮食部部长等职。论官位，他与高祖旗鼓相当；论清廉，也不乏祖上遗风。赵辛初身居要职，一向严于律己，从不搞特殊化，生活非常俭朴。每次下基层调研，他都是轻车简从，从不打招呼；就餐时，绝不容许超标准接待。有一位曾任乡镇党委书记的老同志告诉笔者：上世纪80年代，他接待过下乡调研的赵辛初，与赵辛初共进午餐。进餐时，赵辛初不慎落在桌上几粒米饭，当即捡起，送入嘴里吃了。在场人员见状，不禁感到惊愕与敬佩，赵辛初只是淡淡地说：“一粒粮食一滴汗，不能浪费掉。”

　　赵辛初常说：“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决不能揩公家的油，肥自己的口，不能往共产党的脸上抹黑。”1978年，赵辛初随团去美国考察，回国后就将外交部礼宾司发给他的一套西服交公。他从不利用职权为亲友谋取私利，组织上按照规定给他配备的专车，从不让家属沾光。赵辛初以自己的言行树立了一个共产党人廉洁奉公的光辉形象，也使祖上遗留的清廉家风得到传承与弘扬。

　　实际上，清廉俭朴不仅是古代清官的美德，而且是中华传统美德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我们世世代代传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共产党人的根本宗旨，古代清官能够做到的，当代官员更应该做到。每个党员若将党章党规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清风回归指日可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