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官员，无论他们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其为人行事，民间自有口碑。较之死后的盖棺论定，某些生前就须认领的绰号倒更像是量体裁衣，具有经久不息的生命力和艺术表现力，流传世间，永难磨灭。一旦这些绰号与数字媾和，就会产生奇妙的物理反应或化学反应，其效果匪夷所思，令人拍案叫绝。

　　五代后唐名臣马胤孙的绰号是“三不开宰相”。其为政之道是：“入朝印不开（不处理政事），见客口不开（不谈论国事），归宅门不开（不接见宾客）。”此公的角色意识不强，貌似澹泊宁静，其实深藏心机。他摆脱是非，规避麻烦，为的是保全荣华富贵。改朝换代之际，许多官员朝不保夕，救死不暇，马胤孙却毫发无伤，老死于户牖之下，其心得显然在此（不开印、不开口、不开门）不在彼（以天下为己任）。

　　北宋大臣王珪执掌大权十六年，少有建树。王珪为官明哲保身，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此公很会顾惜体面，其表现堪称标准的三部曲——“取圣旨”、“领圣旨”、“已得圣旨矣”。至于袒露私衷，独抒己见，绝对不是王珪的风格。这种高级木偶人养尊处优，身名俱泰，时人送其绰号“三旨相公”。

　　为官一任，理应造福一方，然而某些官员的顶上功夫竟是倒行逆施，抬脚就走歪门邪道，以贪赃枉法为平日能事和平生快事。

　　据《梁书》记载：“鱼弘，襄阳人。身长八尺，白皙美姿容。累从征讨，常为军锋，历南谯、盱眙、竟陵太守。常语人曰：”我为郡，所谓四尽：水中鱼鳖尽，山中獐鹿尽，田中米谷尽，村中民庶尽。丈夫生世，如轻尘栖弱草，白驹之过隙。人生欢乐富贵几何时！‘于是恣意酣赏，侍妾百余人，不胜金翠，服玩车马，皆穷一时之绝。“这位官爷鱼肉乡里，盘剥百姓，纵情酒色，作威作福，竟是由及时行乐的理念主导。一人笑则一路哭。正是由于当时像鱼弘这样的贪官大行其道，导致梁朝从上到下腐朽不堪，短命而亡。

　　《北史·魏阳平王熙传》记载：“子庆智，性贪鄙。为太尉主簿，事无大小，得物然后判，或十数钱，或二十钱，得便取之，府中号为‘十钱主簿’。”这位拓跋庆智，是北朝后魏的王室子弟，竟然贪鄙到非受贿不办差的地步，不管对方钱多钱少，一概通吃。其绰号为“十钱主簿”，讽刺意味相当辛辣。

　　唐朝佞臣郭弘霸极善钻营，拍马屁的功夫天下独步。当徐敬业于扬州起兵讨伐武则天时，郭弘霸不自量力，主动请缨，发誓要活捉敌帅，“抽其筋，食其肉，饮其血，绝其髓”。郭弘霸咬牙切齿，扼腕拊膺，声色俱厉，似乎与徐敬业早已结下血海深仇，因此在朝堂上博得武则天的欢心，旋即升任要职。这位官爷的绰号是“四其御史”。他大言不惭，却寸功未立，口福未免差一些，没能饱食徐敬业的鲜肉，倒是浅尝了魏元忠的宿便，这又是怎么回事？魏元忠是郭弘霸的顶头上司，某日偶感风寒，缠绵病榻。中医有个说法，根据病人粪便的不同气味可以诊断病情的轻重缓急，郎中就算严格遵循古法，也顶多是将鼻子凑到近处闻一闻，嗅一嗅，谁会用嘴巴去干此脏活？但郭弘霸决计要讨好魏元忠，不仅敢拼，而且真拼，竟然突破底线，自损三观，品尝魏元忠的宿便，居然口舌生津，实为无耻之尤。魏元忠为人正直，在朝堂上当众揭露这位马屁精的丑行，闻者无不恶心反胃。

　　明代文人、书法家祝允明在《野记》记载：“成化末，上病舌涩。朝臣读奏，答旨多以‘是’字，而尤弗便。鸿胪卿施纯，请以‘照例’二字代之。上喜，擢为大宗伯。时号‘两字尚书’。”对于此事，明代史学家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补遗》有大致相同的记载，他还特意转录了时人的酷评：“何用万言书，两字做尚书。”明宪宗朱见深患有口吃的毛病，朝臣读罢奏折，他要当场回答个“是”字，这个字他总讲不利索，君臣面面相觑，情形相当尴尬。鸿胪卿施纯负有纠正朝廷礼仪的责任，他向朱见深提了个建议，往后宜用“照例”二字代替“是”字。朱见深当即试讲，口齿清晰，“玉音琅然”，不禁喜出望外，遂将施纯从正四品的鸿胪卿破格提拔为正二品的礼部尚书。在朝堂上纠正礼仪是施纯的本职工作，他做得不错，此举与谀君媚上的性质毫不搭界，可是他因此获得了重赏和高升，也为此遭到士大夫的鄙薄，身上烙下了“两字尚书”的耻辱标志。施纯冤不冤？他真冤，但也真不冤。官员赚得非分的大便宜，就必须折损一生的清誉，代价不菲，这完全符合中国官场通行的交易法则，且不管他在交易行为中究竟是主动的一方，还是被动的一方。

　　古往今来，官员面前都横亘着三道雄关（权势关、利益关和情色关），必须勇敢跨越。他们越得过时，身名俱泰；越不过时，身败名裂。时间的橡皮擦能够轻易擦掉许多顽固的污渍，使之无迹可寻，但那些绰号烙印根本不吃这一套，越擦反而越鲜明。只要史书在，伤痂就被反复撕开，伤口就永难愈合。有鉴于此，清正廉明，为官者岂可忽略不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