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没有产生出像罗马法那样影响世界的法律，罗马法之所以被称为人类法律文明史上一个重大突破，就在于他们认为，法律不只是一种统治工具，更是公义的体现。

　　市场经济是和财产权与契约精神相辅相成的，尽管我国还没有《民法典》，但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较早就制定了《合同法》。市场经济下，平等主体的双方或多方当事人关于建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协议即合同，《合同法》是为了保护合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制定的法律。后来，保护私产入宪，又有了《物权法》，财产权深入人心。

　　有人说，市场经济才会催生人们权利意识的觉醒，才会有个人意义上的财产权，才会有参入公共生活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权利意识的高涨与保护和对权利的正确认识，是建设法治社会的重要前提。

　　权利是现代政治法律中的一个核心概念，无论什么样的学派或学者都不可能绕过权利问题。有人认为，权利是为道德、法律或习俗所认定为正当的利益、主张、资格、力量或自由。也有人认为，权利一般是指法律赋予人实现其利益的一种力量，是法律赋予权利主体作为或不作为的许可、认定及保障。

　　“权利”一词虽然在古代汉语里很早就有了，但大体上是消极的或贬义的，如，所谓“接之于声色、权利、忿怒、患险而观其能无离守也”：“或尚仁义，或务权利”。这种语义上的权利不是一个可以用来构造法律关系的法学概念。中国古代法律语言里也没有像英文“权利”、“义务”那样的词汇。作为传统文化的主要代表儒家，也没有个人及其权利的概念，个人是用他在其中生活的社会人际与人伦关系来定义的，没有纯粹的个人，个人只有在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关系中，作为臣民、子女、丈夫、妻子、朋友相对存在，强调的人的社会性质。人无法摆脱复杂的人际关系而存在，国家都是按照家庭伦理来推演治理。所以皇帝是天子，官员是父母官，由此产生权威、服从和依附关系，构成了等级社会秩序与政治秩序的基础，倡导以伦理与道德来维护社会的正常秩序，所以要求官员不仅要有行政能力，更应该是道德楷模，是伦理导师。国家治理是扩大了的家庭关系维护，不是平等主体之间的利益诉求平衡，更不是诉诸法治。这种等级与依附，导致缺乏一种自主的、自立的权利概念，更没有现代法治的理念。

　　权利是与个人利益天然相连的，但儒家文化站在泛道德主义的制高点，将义与利作了严格的对立与区分。孔子所言“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所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也许在义利冲突的关键时刻，作出这种选择是应该倡导的大义行为。但是，在日常生活中，许多传统文化只是一味强调“义利”的二元冲突，而没有正确处理合理的利益诉求，认为任何关于自身利益的主张都是可疑和缺少正当性，是需要鄙视和批判的。因此，在传统文化中，不鼓励以诉讼解决争端的方法，宁愿请人调解，以一方隐忍让利退出而息事宁人。在利益相互冲突的情况下，如果力争追求自己的合法权益主张，被看作与道德上的理想主义格格不入。因此家庭伦理与人际关系成为自我实现的手段。这样的社会文化难以导出权利概念的出现。

　　当然，中国古代也有法律，但这种法主要是从维护统治者的利益出发，更多的是统治的工具。古代汉语中的 “法”、“律”、“刑”等词语之间彼此有关联。商鞅变法，“改法为律”，最早将“法”“律”二字合而为“法律”一词以指称一种规范体系的人，是春秋时代的管仲。但无论是“刑律”还是“法律”，都没有现代法律具有的丰富内涵，没能产生现代权利的概念。

　　中国古代没有产生出像罗马法那样影响世界的法律，罗马法之所以被称为人类法律文明史上一个重大突破，就在于他们认为，法律不只是一种统治工具，更是公义的体现，是鉴定某种事情是否公道的标准。

　　权利概念的引进，直到晚清末年。19世纪中期，当美国学者丁韪良先生把《万国律例》翻译成中文时，他们选择了“权利”这个古词来对译英文“rights”，并说服朝廷接受它。从此以后，“权利”在中国逐渐成了一个褒义的、至少是中性的词，并且被广泛使用。（作者系文化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