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形成和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独特的理论风格、独特的文风，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毛泽东在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时特别指出，“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去表达它。（《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这就指明了树立良好的马克思主义的文风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重要地位和重大意义。这一方面，值得广大理论工作者格外关注和深入探讨。

　　一、有了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才谈得上中国化

　　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先河的，当数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论述和践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候，都特别强调文风问题的重要性。早在延安时期，我们党就把整顿文风作为整风运动的一个主要内容，也即作为形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风格的一个主要内容。毛泽东提出反对“党八股”时，特别提到了八股文中“对事物不加分析，只是搬用一些革命的名词和术语，言之无物，空话连篇”的特征。他在讲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科学化、大众化”问题时，深刻阐述了“化”的内涵和如何“化”的途径。他说：“‘化’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有些人则连‘少许’还没有实行，却在那里提倡‘化’呢！所以我劝这些同志先办‘少许’，再去办‘化’，不然，仍旧脱离不了教条主义和党八股，这叫做眼高手低，志大才疏，没有结果的。例如那些口讲大众化而实是小众化的人，就很要当心，如果有一天大众中间有一个什么人在路上碰到他，对他说：‘先生，请你化一下给我看。’就会将起军的。如果是不但口头上提倡提倡而且自己真想实行大众化的人，那就要实地跟老百姓去学，否则仍然‘化’不了的。”（《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41页）

　　这就告诉我们，中国化首要的问题是大众化，只有让中国的大众认可、认同了的马克思主义，才是真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否则就只是“小众化”的东西，是应该被抛弃的“教条主义和党八股”。抛弃“党八股”，取而代之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文风。正如毛泽东所说：“要使革命精神获得发展，必须抛弃党八股，采取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风。”（同上书，第840页）

　　毛泽东在谈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时候，往往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风”联系在一起的。早在抗战初期的延安，毛泽东就明确提出：“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由此，毛泽东提出了“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的重大历史任务，认为这是“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他在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历史任务时，还指出了一个具体的目标，即“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他要求“在中国生活的共产党员，必须联系中国的革命实际来研究马克思主义。”（《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44页）

　　在谈到文风问题时，毛泽东常常提到马克思、列宁等经典作家，常常以马克思和列宁为例子，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作为标杆，引导中国共产党人向这些标杆看齐。翻开毛泽东的诸多著述可以看到，在革命和建设时期，只要讲到马克思主义的文风，他总要提醒大家去看看马克思、列宁“怎样做宣传”、鲁迅“怎样写文章”，等等，号召全党向他们学习。同时，毛泽东也特别强调，不能固守这些经典作家不前进，还要超越他们。1958年5月，在中国共产党召开的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期间，毛泽东作了四次讲话，多次讲到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当教条，提出既要学习马克思，又要“破马克思”，即根据中国实际超越马克思；既要学列宁，又要“敢于标新立异”。

　　这就是说，对待马克思、列宁这样的经典作家，对待马克思主义，既要坚持，又要创新；既要继承，又要发展。毛泽东认为，我们在理论上不能没有自信，不能在马克思理论面前“怕马克思”，也不能假想“马克思住在很高的楼上，好像高不可攀，要搭很长的梯子才能上去”。他坚信中国共产党人能够超越马克思，他说：“我们在楼下的人，不一定要怕楼上的人。我们读一部分基本的东西就够了。我们做的超过了马克思，列宁说的做的都超过了马克思，如帝国主义论。”毛泽东还以十月革命为例，阐述了马克思主义者必须一方面承接继承的责任，另一方面更要承接发展的任务，不能陷入教条主义和自我封闭。他认为，列宁就超越了马克思，中国共产党人也超越了马克思。他说：“马克思没有做十月革命，列宁做了；马克思没有做中国这样大的革命，我们的实践超过了马克思。实践当中是要出道理的。马克思革命没有革成功，我们革成功了。这种革命的实践，反映在意识形态上，就是理论。我们的理论水平可以提高，我们要努力。”所以，他不断指出，我们对待马克思主义，不能陷入教条主义，“马克思、列宁都反对将他们的主义当教条”。（参看《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94-206页）

　　马克思主义的文风，反映出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同时也代表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向。那些无实际内容、专讲形式、玩弄文字的“土八股”“老八股”，那些脱离中国实际、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洋八股”“党八股”，那些让群众看不懂、让大众不理解的空洞文章、枯燥讲演、抽象报告，等等，都是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背道而驰的，甚至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也都是毛泽东所极力反对的。只有抛弃这些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格格不入的东西，真正树立起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的文风，我们才能真正领悟马克思主义的真谛，也才能实事求是地、自觉地去“化”马克思主义。

　　二、马克思主义文风的主要特征

　　文风问题既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如此重要，那么马克思主义文风到底是什么样的呢？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为我们党树立了榜样。从毛泽东的众多论述中可以看出，他所倡导的马克思主义文风至少包含有以下一些主要特征。

　　第一，马克思主义文风是求真务实的，是讲真理的，是与群众平等交流的，而不是靠装腔作势来吓人的。

　　马克思主义是主张求实求真的，提倡实，反对空；提倡真，反对假。反映在写文章和作演说上，必须一切从实际出发讲真理，而且要平等地与群众、与读者、与听众真诚交流，这是马克思主义文风最突出的特点。毛泽东特别强调实事求是、不尚空谈，反对空谈马克思主义。1942年3月，他为《解放日报》题词，特别写下了“深入群众，不尚空谈”八个字。空谈马克思主义，必然导致装样子吓人。正像毛泽东指出的：“有些党八股，不只是空话连篇，而且装样子故意吓人，这里面包含着很坏的毒素。”“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东西，表现在党八股式的文章和演说里面，却生怕人家驳，非常胆怯，于是就靠装样子吓人；以为这一吓，人家就会闭口，自己就可以‘得胜回朝’了。这种装腔作势的东西，不能反映真理，而是妨害真理的。凡真理都不装样子吓人，它只是老老实实地说下去和做下去。”（《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34—835页）

　　毛泽东特别反感那种“装腔作势借以吓人”的文风，他严肃提出：“无论对什么人，装腔作势借以吓人的方法，都是要不得的。”因为在毛泽东眼里，吓人战术，是剥削阶级以及流氓无产者所惯用的手段，“无产阶级的最尖锐最有效的武器只有一个，那就是严肃的战斗的科学态度。共产党不靠吓人吃饭，而是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同上书，第835—836页）在我们党取得全国政权作了执政党以后，毛泽东还多次批评党内一些人自以为高明，凌架于读者和群众之上，架子摆得很大，造成读者和群众反感等做法。他提醒党内干部：“不要老是想着‘我多么高明’，而要采取和读者处于完全平等地位的态度。”他告诫大家：“我们应该老老实实地办事，对事物有分析，写文章有说服力，不要靠装腔作势来吓人。”（《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77页）

　　第二，马克思主义文风是建立在调查研究基础上的，无论写文章、作报告、作结论，如果不做调查、没有研究，就没有发言权。

　　自毛泽东开创了中国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以来，我们党就树立了一个基本的态度：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对一个问题如果没有调查研究，也就没有相应的决策权。毛泽东多次强调，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只有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才能找出正确的方针、政策、办法来；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主义的阶级估量和工作指导。文风问题也是如此，马克思主义的文风，历来是以调查研究为基础和出发点的。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提醒过党内同志，哪怕写一个传单，也要“和熟悉情况的同志商量”。（《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42页）新中国成立后，他还要求人们要注意“研究各地已经取得的丰富经验”，“可用一个星期的时间将全国各省、市、县见于报纸的经验一齐找来仔细看一遍，边看边想，形成成套思想，然后下笔成文”。要写一个东西，必须“要认真研究，下苦功钻一下”。（《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36页）这里讲的就是调查研究对于“下笔成文”的重要性。

　　第三，马克思主义文风是透着问题意识的，总要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并解决问题。

　　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无论写文章、著书、写报告，还是作演说，都有着极强的针对性，是针对存在的问题而作的。毛泽东经常强调，在文风上不要搞大大小小、层层叠叠的一二三四罗列，不能像“开中药铺”那样；总要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要表示赞成什么、反对什么，有自己的观点和见解。从问题出发，是马克思主义文风的一个重要标识。毛泽东特别指出：“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哪里有没有解决的矛盾，哪里就有问题。既有问题，你总得赞成一方面，反对另一方面，你就得把问题提出来。”再往下，还要解决问题。不会提出问题，不算马克思主义的文风；提出问题后不能解决问题，同样不算马克思主义的文风。毛泽东认为，那种没有问题意识、不针对问题去的方法，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他说：“这种幼稚的、低级的、庸俗的、不用脑筋的形式主义的方法，在我们党内很流行，所以必须揭破它，才能使大家学会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观察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我们所办的事才能办好，我们的革命事业才能胜利。”（《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39页）

　　第四，马克思主义文风是用群众看得懂、听得懂的语言文字来表达的，是群众喜闻乐见的。

　　语言文字是思想的载体。如果不使用群众听得懂、看得懂、听得惯、看得惯的语言文字，那么思想肯定会变得空洞无趣、干瘪无味，最终无人搭理。所以，毛泽东特别强调，那些不符合中国大地上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的东西，人民群众肯定是不喜欢的。他特别提醒中国共产党人，要到人民群众中去下苦功夫学习语言。他说：“一个人七岁入小学，十几岁入中学，二十多岁在大学毕业，没有和人民群众接触过，语言不丰富，单纯得很，那是难怪的。但我们是革命党，是为群众办事的，如果也不学群众的语言，那就办不好。”他批评一些做宣传工作的同志，不学群众语言而下去无的放矢地做所谓的宣传，他们“乏味得很”，“他们的文章，就没有多少人欢喜看；他们的演说，也没有多少人欢喜听”。什么样的语言群众喜欢呢？毛泽东认为有三类语言值得学习：一是向本国人民群众学习语言，二是从外国语言中吸收我们所需要的成分，三是从古人语言中学习有生命的东西。他特别强调：“语言这东西，不是随便可以学好的，非下苦功不可。”（同上书，第837页）

　　在讲到掌握人民群众的语言时，毛泽东特别指出：“有些天天喊大众化的人，连三句老百姓的话都讲不来，可见他就没有下过决心跟老百姓学，实在他的意思仍是小众化。”在讲到文艺的大众化时，他还说过：“许多同志爱说‘大众化’，但是什么叫做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而要打成一片，就应当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如果连群众的语言都有许多不懂，还讲什么文艺创造呢？”他认为人民群众中有“丰富的生动的语言”，如果不熟悉人民群众的这些语言，文艺工作者的作品就会“不但显得语言无味，而且里面常常夹着一些生造出来的和人民的语言相对立的不三不四的词句”。在讲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用什么样的语言说话时，他还特别引用了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的话说，要用群众的语言来和群众讲话，“应当学会不用书本上的公式而用为群众事业而奋斗的战士们的语言来和群众讲话，这些战士们的每一句话，每一个思想，都反映出千百万群众的思想和情绪”。（同上书，第841、851页）

　　除了上面所列之外，毛泽东还提到过马克思主义文风的其他一些特征。比如，“有骨头，有血肉”，“能动员群众”，等等。讲的是写文章、文件和作讲演等要有高度和力度。说到底就是要有唯物辩证法和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毛泽东特别强调：“共产党员如果真想做宣传，就要看对象，就要想一想自己的文章、演说、谈话、写字是给什么人看、给什么人听的，否则就等于下决心不要人看，不要人听。”（同上书，第836页）这就是说，共产党人面对的对象是人民群众，要懂得并学会与群众做朋友、交心。又比如，“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等，讲的是写文章、作讲演要有针对性，从当时当地的情况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毛泽东欣赏“看菜吃饭，量体裁衣”的做法，认为“我们无论做什么事都要看情形办理，文章和演说也是这样”。（同上书，第834页）毛泽东在各个时期分别提到的马克思主义文风的特征还有许多。归根结底，就是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就是要一切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就是要敢于批评与自我批评，就是要始终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和辩证法。

　　三、怎样纠正不良文风、引领优良文风

　　从历史经验中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否落地、是否彻底，一个关键的环节，就是要看文风是否符合前面说的马克思主义优良文风的特征和要求。背离了这些基本的要求，不仅文风会出问题，其他方面的思想作风也同样会出问题。文风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和作风，反映出一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党风和社会风气。如果文风出了问题，根子不在“文”上，根子在为文者的思想深处，在我们的党风出了问题，尤其是党的思想作风出了问题，它的根源是我们党实事求是的作风和唯物辩证法的态度遭到了破坏。因此毛泽东早在延安时期就特别指出，“学风和文风也都是党的作风，都是党风”，“会影响全民族”。（同上书，第812页）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曾经吃够了文风问题的苦头，从而也历来高度重视文风建设。毛泽东对纠正党内存在的不良文风，从而改进党的作风，有着深刻的思考，提出过许多出路和办法。他曾以列宁为例，称赞列宁的著作“生动活泼”，“他说理，把心交给人，讲真话，不吞吞吐吐”。毛泽东提倡的这种与群众交心、与人民说真话，采取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等，就是解决文风问题的总出路。毛泽东不仅从政治高度和战略层面提出过办法，而且还有针对性地从战术上和具体做法上提出过许多好的意见。

　　针对“空话连篇，言之无物”的现象，毛泽东认为，这是一种眼中无群众的文风。他特别反感那种“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的文风，讨厌其如“懒婆娘的裹脚，又长又臭”。在剖析“为什么一定要写得那么长，又那么空空洞洞”的原因时，认为“只有一种解释，就是下决心不要群众看”。（同上书，第834页）因此，纠正这种文风，首先要从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上解决问题。

　　针对“装腔作势，借以吓人”的现象，毛泽东认为，这是一种不实事求是、反科学的文风。他批评这种文风“不但是幼稚，简直是无赖”。他强调：“科学的东西，随便什么时候都是不怕人家批评的，因为科学是真理，决不怕人家驳。”毛泽东认为，那种靠装腔作势来获得名誉和地位做法，“是卑劣的念头”。（同上书，第835、836页）因此，纠正这种文风，就要认真搞懂马克思主义，真正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要有科学态度，尊重科学，掌握真理。

　　针对“语言无味，像个瘪三”的现象，毛泽东认为，这是一种语言无味无趣的文风。他特别提倡良好的文风要有生动活泼的语言形式，认为那些堆满了形容词的文章谁也看不懂、谁也不愿意看。因此，纠正这种文风，就要向群众学习，向实际学习，向活生生的社会生活学习。

　　针对“用字太硬，用语太直，形容词太凶”的现象，毛泽东认为，这是一种语言生硬、态度蛮横的文风。他批评这种人不懂得语言之美，尤其是不懂得人民群众中创造出来的语言的丰富优美。因此，纠正这种文风，就要学会放下架子，老老实实地到群众中学习语言、到古代文学中去学习语言、到外国文学中去学习语言。

　　针对“不调查，不研究，提起笔来‘硬写’”的现象，毛泽东认为，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同上书，第844页）不做深入细致的反复调查研究，就是不负责任，就拿不出精品。因此，纠正这种文风，就要预先作调查研究，预先准备材料；文章写好之后，要像洗脸之后再照镜子一样多照几遍，多看几遍，再拿去发表。

　　另外，在文章的具体写作上，毛泽东也有针对性地提出过一些指导意见。比如，对如何处理引述的问题，即如何处理自己观点和他人观点的问题，毛泽东就提出，“要学会用自己话的写文章”。对如何处理自己动手还是别人代劳的问题，毛泽东在上世纪60年代曾对一些省委领导说过：“有的人，自己不写东西，要秘书代劳。我写文章从来不叫别人代劳，有了病不能写就用嘴说嘛！”对如何写发言稿的问题，毛泽东提倡：“发言要精，要生动，要多种多样，要短，要有内容，要有表扬，有批评，有成绩，也有缺点，要有解决问题的办法，不要千篇一律。”对如何减少报刊上众多的“令人头痛的党八股”类的文章，毛泽东提出：“这就要求我们的报纸和刊物的编辑同志向作者提出写生动和通顺的文章的要求，并且自己动手帮作者修改文章。”

　　从毛泽东到习近平，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为从根本上解决党风文风问题，我们党付出过巨大的代价；为使党风文风不断改进、进一步好转，我们党也付出过艰辛的努力。正因为文风体现着党风，所以习近平同志曾专门提醒过党的干部：“文风不是小事。”他还从梳理中国共产党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视角，专门总结了我们党各个历史时期在文风问题上的主张和做法。（习近平：《努力克服不良文风，积极倡导优良文风》，《求是》2010年第10期）在倡导和引领马克思主义优良文风方面，习近平同志也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深远意义的举措。除了提倡大家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外，他还特别提倡要形成“短、实、新”的文风，摒除“长、空、假”的文风，主张用尽可能少的篇幅，把问题说清、说深、说透，表达出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内容。他多次重提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关于优良文风的主张，强调“最要反对的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的八股文”，要防止和克服那种穿靴戴帽、空泛议论、堆砌材料、套话成串、大而全、小而全等弊病。

　　当然，也要看到，从根本上说，文风的好转，是随着党风的根本好转而向健康方向发展的，同时也是随着社会风气的好转而好转的。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党风决定着文风，文风体现出党风。人们从文风状况中可以判断党的作风，评价党的形象，进而观察党的宗旨的贯彻落实情况。”因此他提出：“大力纠正不良文风，积极倡导优良文风，已成为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一项重要任务。” （同上）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部署下，高度重视进一步改进文风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的《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中，特别提出“切实改进会风”“切实改进文风”的要求。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又提出“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改进学风文风会风，改进工作作风”等要求。在这些有效的措施下，全党全社会在摒除不良文风、进一步形成优良文风方面，取得了明显成绩。随着党中央坚定不移地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战略部署的深入展开，党风包括文风还会取得更加显著的变化。

　　（作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一编研部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