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指出要“健全生态文明制度体系”，要求“加快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引导、规范和约束各类开发、利用、保护自然资源的行为，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提出了健全法律法规、完善标准体系等十条要求。记者就此采访了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所长王毅研究员，请他谈谈如何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

　　记者：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都对生态文明建设做了部署，这次下发的《意见》有哪些相关特点？

　　王毅：我认为《意见》有三个特点。首先，本次《意见》用9个方面35条对生态文明建设进行了系统部署，提出总体要求、主要目标、工作领域、制度体系、各项保障等，以期保证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整体设计，防止理解上的偏差、操作中的各自为政和改革的碎片化。

　　《意见》的第二个特点是提出“绿色化”概念，并要求把绿色化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协同推进。推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绿色化，弘扬生态文明主流价值观，同样也要把绿色理念注入法律、制度建设和体制机制改革的进程中，把绿色发展转化为新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新优势。

　　《意见》的第三个特点就是强调通过制度建设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并把建立健全重大制度作为突破口，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意见》的公布有助于建立系统完整的制度体系，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制度化、法治化的轨道。

　　记者：您提到了《意见》的落实，难点在何处？

　　王毅：首先，对生态文明建设相关的行政管理体制没有给出系统明确的安排。比如，由于监管体制不健全，安装的脱硫脱硝设备、污水处理设施常常没有实际运行，环境数据造假现象比比皆是，不仅影响对环境现状的判断，而且环境治理效果也无法体现。那么如何开展严格的监管，不仅仅是制度安排问题，也有管理体制问题。我们接下来要考虑的是，如何改革现有体制，建立有效的行政管理体制，还要构建完善的治理体系，建立良性的协调机制。

　　除了管理体制，我们常说改革要“于法有据”，但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还不太完善，难以适应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我们提出许多“创新性”的制度安排往往都是跨领域的，与现行法律法规及管理体制都不接轨，一方面我们需要重新审视这些制度设计的合理性，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考虑对已有法律法规进行修改完善，同时还要制定新的法律，使生态文明建设能够在法制化的框架下顺利开展。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我们还面临如何平衡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关系、跨流域跨区域如何协作、在环境治理中市场与政府关系等种种问题。应该说《意见》还是一个纲领性文件，我们需要更多、更精细、更加程序化和可操作的制度安排。

　　记者：未来我们该如何稳步推进生态文明制度建设？

　　王毅：环境问题是一个多样复杂的问题，同一种环境资源往往具有经济、生态等多种属性，其在不同地区的表现形式、优先次序和治理方式都不一样，许多环境问题也难以通过货币化方式来计量，无法用市场化手段有效解决。因此，不可能仅靠一个文件解决所有问题，我们需要从观念、制度、技术、管理等多方面入手，提供系统化的解决方案，通过系统创新来综合推进。解决中国的资源环境问题也是一个理论与实践相互促进的过程，我们可以通过顶层设计构建一个比较系统、自上而下的制度体系，然后我们同样需要通过自下而上的实践和创新，积累经验，对各项制度不断修正和完善，从而建立起符合不同层面特点的治理模式。

　　目前《意见》提出的目标是到2020年，我认为它是一个阶段性的目标。生态文明建设要经历一个长期的过程，各项制度需要在实践中不断细化、完善，今后我们还要制定中长期目标，并根据长远目标制定时间表、路线图和优先行动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