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实现中国经济中高速增长，应重点关注的来自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影响

　　记者：明大势，才好谋大略、成大业。美联储加息时点难定，希腊退欧警报虽暂时解除，但更多未决事宜却暗藏杀机，这一切是否决定了下半年甚至更长时间世界经济都面临着更多不确定性？中国经济实现中高速增长，应重点关注、警惕哪些来自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威胁？

　　张宇燕：不确定性的普遍存在是显而易见的，你提到的几点也是媒体近来特别关注的。美联储货币政策的调整目前看已经是一个时间问题。判断美联储何时升息，主要是看失业率和通胀率两个指标。五月份美国失业率已降到5.3%，而物价涨幅1.7%，二季度增速也提升到2.3%.如果这一势头能够继续保持，特别是物价继续上扬，那么美联储4季度升息的可能性就会大增。希腊危机在我看来其影响被媒体放大了许多。如果把欧洲看成一个国家，希腊无非是一个国家内部的落后地区，而且规模不大，对其帮扶不是大问题。因此，欧元区真正的问题不是希腊是否退出，而是欧元区主要大国能否在政策目标和实施节奏上达成共识以强化欧洲一体化进程。各国对希腊等国的债务危机进行救助眼下看整体上还算成功，但成功有时候又会拖延必要的制度改革或结构调整，从而为下一轮危机埋下伏笔。人们所说的“成功是失败之母”，大多指的就是这类事情。

　　美国货币政策回归常态本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但问题在于这种回归与欧洲和日本目前正在推行的刺激政策背道而驰。这种反向的宏观政策将产生多种效应，其中最显性的是汇率波动。美元升值对欧日出口复苏有利，但同时会引起资本向美国汇聚，从而抵消欧日央行的宽松货币政策效果。美元汇率如果出现大幅振荡，还将引起全球资产价格和资本大规模异动。仅2015年第二季度就有1200亿美元资金撤离新兴市场，彭博社追踪的24种交易最为广泛的新兴市场货币，7月有20种对美元贬值。

　　如果说周期性是市场经济与生俱来的伴随物，那么我们今天面对的比较紧迫且重大的不确定性就是下一轮金融危机以及衰退发生的时间、地点和领域。要知道距离上一次危机的爆发已经过去了整整7年。在未来的一两年内，最令人不安的事实还是处于历史最高水平的债务。2001年私人和公共部门的全球总负债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为160%，金融危机时的2009年为200%，2013年更上升至215%.据麦肯锡估计，2008年至今，全球债务总额共增加了57万亿美元，债务与GDP之比提高了17个百分点。我大致同意这样一种看法，即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与2008年大衰退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后者没有让坏账得到全面清理，没有让金融系统得到整顿，也缺乏使政治应对成为可能的呼声。债务水平高企必然要求维持较低水平的利率，否则债务人将面临巨大的还债压力。利率水平总体低落压低了借款成本，从而又加速了债务累积。低利率和资产价格上升并存，使资产负债表看上去不那么捉襟见肘。然而一旦出现全球杠杆危机或流动性危机，资产价格下跌和信贷紧缩就可能形成恶性循环。一些经济体目前已经出现低通胀、低增长和高负债这一“有毒组合”不断积累的趋势。这一方面显示出去杠杆化迫在眉睫，另一方面也预示着债台高筑之后的被迫调整与经济衰退。

　　全球经济不确定性的“产业来源”之一，据《经济学家》杂志分析，很可能就是所谓的“资产管理产业”。2013年，全球资产管理公司管理的资产高达87万亿美元，占到银行业资产的四分之三，其中仅黑岩资产管理公司管理的资产就达4.4万亿美元。比资产规模更让人不安的是，这些资产管理公司却不属于“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因而不受金融监管部门的监管。为了满足保守的会计要求，它们的盈利模式已开始成为金融不稳定的放大器，其中增长最为迅速的是活跃于短期债券市场的交易所交易基金。受到较少监管的资产管理公司一旦出问题，如果应对不当的话其连锁反应势必迅速扩散。多年前美国长期资本公司危机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西方国家联手制裁俄罗斯导致的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复杂化，是全球经济面临的又一个不确定性。如果经济战将成为一种处理国家关系的常用手段，则很可能会引起全球地缘政治经济的深刻变化。

　　记者：美国经济学者萨默斯等预测，今后10至20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将显著放缓，到2023至2033年将下降至3%略强。会这样吗？在当前全球经济背景下，中国经济最有可能划出一条什么样的轨迹？

　　张宇燕：萨默斯那篇文章我认真读过，但有些影响中国长期增长的要素他要么未提及，要么低估了。

　　中国经济在很长时期内可望保持中高速增长，很多专家都作过严谨的研究论述。在此我想着重强调的是中国的市场规模。不断扩大的市场规模是中国维持长期中高速增长的非常关键的一个因素。在三分之一个世纪时间里，与经济高增长相伴的是因改革开放而得到释放和拓展的市场规模。原来无法进入市场交换的劳动力和土地等生产要素可以交换了，曾经无法买卖的住房可以买卖了，未来收益权市场即股市也健全起来了。我们知道，市场规模大意味着分工与专业化不断深化的空间或可能性大，意味着收益递增的可能性，而分工与专业化以及收益递增又是技术进步、进而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关键条件。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的市场规模还有进一步扩大的空间。现行的一些束缚市场发挥应有功能的规章条例，一方面可以被用来说明中国长期增长面临的问题，另一方面也完全可以被看作是支撑中国长期增长的基础之一，因为障碍的扫除带来的通常是能量和速度的更大释放。中国市场规模的扩大还应包括对外进一步开放。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全球分工，发挥自身绝对和比较优势，同样构成了中国保持长期中高速增长的一个源泉。对“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也应该放到这个层面来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