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

　　在抗日战争中，许多重大历史节点性事件发生在辽宁，这些节点性事件不但折射出辽宁抗战的突出特点，而且标志着辽宁抗战的重要地位。可以说，辽宁抗战在很大程度上是全国抗战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缩影。值此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围绕辽宁抗战的历史地位问题，本报记者专访辽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东北沦陷研究室主任张洁。

　　“九一八”事变是中国14年抗日战争的起点，而辽宁抗战是“起点中的起点”

　　辽宁日报：习近平总书记去年曾强调，“九一八”事变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并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今年又强调，我们不仅要研究 “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8年的历史，而且要注重研究“九一八”事变后14年抗战的历史，14年要贯通下来统一研究。联系起来看，习近平总书记对“九一八”事变的论断与评价有何深意？

　　张 洁：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七七”事变是中国抗战的起点，即便是在当下，许多人依然坚持“8年抗战”之说。实际上，中国抗战始于1931年9月18日夜北大营东北军爱国官兵在日军侵略的第一时间第一地点打响的突围战。这个观点是在全民族抗战理念的确立和新史料发现的基础上形成的科学结论。如今，党史、军史及中国抗日战争史，都把“九一八”之夜东北军620团团长王铁汉指挥下打响的抗战第一枪作为14年抗战的起点。应该说，这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的具体体现。

　　辽宁日报：在战争中，“第一枪”具有象征和标志意义，史料对在沈阳北大营打响第一枪的记载意味着什么？

　　张 洁：最重要的是表明中国抗战第一枪在辽宁打响，辽宁是中国14年抗战的起点。

　　而且，北大营的东北军爱国官兵打响的第一枪还回答了什么是军人的天职，这是很值得深思的。国难当头之际，民族情感、人间正义以及军人职责占了上风，北大营的爱国官兵明知违背军令，也甘愿铤而走险，是杀身成仁，也是舍生取义。现存的北大营遗址更像是一个符号，它回答了到底什么才是“军人的天职”。

　　辽宁日报：除了“第一枪”，是否还有其他事件表明辽宁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中的起点地位？

　　张 洁：至少还有两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事件可以证明。

　　一是中国最早的抗战宣言诞生在辽宁。面对日本挑起的蓄谋已久的侵略战争，国民政府选择了不抵抗，但并不代表中国人民都不抵抗。处在沈阳的中共满洲省委对日本图谋一直保持高度警觉，“九一八”事变一发生，宣传部长赵毅敏就代表省委连夜起草 《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并于第二天发表。这是“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最早的抗战宣言，是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出的反侵略的最强音。

　　二是抗日义勇军最早在辽宁兴起。辽宁抗日义勇军是最早举起抗日义旗的群众武装。从血肉长城第一人黄显声、爱国警察邓铁梅、东大才子苗可秀到声名远播的张海天、 “枭雄匪首”赵庆吉、“双枪女将”关世英，再到孙铭武、唐聚五、耿继周等领导的义勇军遍及辽宁各地，一时之间 “义师如潮”，呈现了“三十万人不解甲”的壮烈。这是高度自觉的抗战、是广泛参与的抗战、是付出巨大牺牲的抗战。辽宁义勇军的抗日义举充分展示了中华民族自古传承的“义”“勇”精髓。

　　辽宁抗战为中国抗战积累理论和战略战术经验，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

　　辽宁日报：“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这一重要论断在辽宁抗战过程中是怎样具体体现的？

　　张 洁：辽宁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对抗战自始至终的领导。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发动和领导抗日武装斗争，派遣大批优秀党员深入抗日义勇军队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辽宁抗战队伍走过了从义勇军、游击队、人民革命军直到东北抗联的历程，在艰苦卓绝中坚持抗战。杨靖宇是抗联的一面旗帜，他在辽宁领导的青山沟战役和摩天岭大捷等都对敌伪构成重大威慑，被称作“扰乱满洲国治安的第一大元凶”，他的英雄气概威震敌胆。东北抗联的斗争还为我党统一战线、抗日根据地和游击战等抗战理论和战略战术积累了鲜活经验，为全面抗战的胜利提供了有力保障。

　　1945年8月，退入苏联境内休整待战的东北抗联在周保中、李兆麟（时任“远东第88教导旅”旅长和政委）的指挥下配合苏军出兵东北，痛击日本关东军。 8月19日，准备逃亡东京的溥仪在沈阳东塔机场被抓获，伪政权彻底覆亡。东北光复，关东军土崩瓦解。盘踞中国14年的伪满洲国烟消云散，中国抗战最后胜利的节点性标志又写进了辽宁史册。辽宁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对抗战始终如一的领导和中流砥柱作用。

　　辽宁日报：我们知道您最近致力于“辽宁义勇军与国歌关系”的研究，从这个角度来看，辽宁抗战对中国抗战的独特意义在哪儿？

　　张 洁：辽宁抗战为中国14年抗战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力量。在抗战过程中，辽宁义勇军里诞生了许多军歌、誓词和通电，在不同程度上与《义勇军进行曲》歌词有异曲同工之处。无论是老梯队的“誓词歌”还是“血盟救国军”军歌，都是义勇军将士们用血肉打造出来的战歌。作为共产党员、进步的文艺工作者，田汉两次采访辽东义勇军领袖唐聚五，深切感受义勇军发自内心的吼声，聂耳更亲眼目睹辽宁义勇军在弹雨中冲锋陷阵的场面，也亲耳聆听热河前线最响亮的“不甘当亡国奴”口号。辽宁义勇军的斗争为他们创作《义勇军进行曲》提供了丰富的词曲素材和感性认识，最后汇成了国歌的磅礴旋律。可以说，辽宁抗战为中国抗战贡献了“血肉筑长城”的精神力量。这种力量是中国人民战胜日本侵略者的决胜根本，更是实现民族复兴的动力源泉。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辽宁抗战开启序幕，也为推动战后和平作出重要贡献

　　辽宁日报：在世界反法西斯战场上，中国作为欧美盟友独立抗敌，苦苦支撑，起到巨大作用，但这一盟友却长久以来得不到西方社会和学界重视，甚至被刻意忽视。客观公允评价，中国抗战以及辽宁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

　　张 洁：中国抗战，进一步说，辽宁抗战开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

　　关于二战的爆发，以往习惯上以德国突袭波兰为标志，时间是1939年9月1日。 “九一八”事变发生在1931年，这是日本全球争霸的必然步骤，“九一八”之夜北大营爱国官兵的反抗同时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中国人民抗战构成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近年来，俄、美、日等国家一些学者也纷纷发表观点赞同 “九一八”事变是二战的起点，转变了过去只重视欧洲战场而忽视中国战场的偏见。

　　辽宁日报：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这样一个大格局中，辽宁抗战作为一个“小单元”是怎样有效参与其中的？

　　张 洁：辽宁抗战记录了国际反法西斯战线联合斗争的重要历程。其中，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重要保证，而辽宁抗战经历了国际统战的最初尝试和特别实践。

　　比如，“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沈阳“九君子”巧妙利用国际关系，借助国际友人大力支持成功展开了国联外交，经过协同努力，历经辗转把“TRUTH”证据汇编递交给国联调查团，为《国联调查团报告书》的起草提供了重要参考，为国际社会首次对“九一八”事变和伪满洲国定性提供了重要依据。应该说，这是国际社会联合反法西斯斗争的最早尝试。

　　再比如，沈阳盟军战俘营记录了国际反法西斯战线联合斗争的另一段特殊历程。沈阳盟军战俘营曾经关押过美国、英国、荷兰、澳大利亚等八国战俘，战俘人数常年保持在2000人左右。这是日本战时所建包括本土和海外所有战俘营中关押战俘国别最多、战俘职级最高的战俘营——准将以上包括总督官衔的就有76人。盟军战俘被押到MKK等工厂从事劳役，中国劳工李立水等人在艰难的岁月中对盟军战俘予以真诚的帮助，凝结了患难真情。盟军战俘团结互助，以各种形式反抗日本法西斯，书写了国际正义力量在特殊战线的大联合。 1945年9月2日，“密苏里”号战舰的日本投降签字仪式上，麦克阿瑟将军身后站着两位从沈阳盟军战俘营里走出的将军——美国的温莱特将军和英国的帕西瓦尔将军。可以说，辽宁抗战也记录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从始到终。

　　辽宁日报：在处理战后遗留问题、推动国际和平进程中，辽宁是否继续显示出独特地位？

　　张 洁：的确如此。随着法西斯势力先后瓦解，重建国际秩序、维护战后和平成为同盟国的重要使命。日本投降后，日侨俘遣返和战犯处理成为战后主要问题。辽宁因为在抗日战争中开始最早、抗战最完整、经历最典型而历史性地成为处理战后问题的窗口。

　　据统计，自1946年5月7日至1948年9月20日，经过辽宁葫芦岛港口共遣返日侨俘1051047人。葫芦岛日侨俘大遣返，是中美等国协调合作处理战后问题的重大成果。

　　1950年，在抚顺战犯管理所，中国政府开始了对日本战犯以德报怨、唤醒良知的改造之旅。东方大国的政治责任感和人道主义情怀终于令战犯心悦诚服，千余名战犯全部认罪。 1956年，沈阳特别军事法庭依照国际法开庭审判。因为有成功改造的基础，所以“沈阳审判”与东京审判拒不认罪的情形形成了鲜明对比，所有战犯诚心悔过真心谢罪。“沈阳审判”为“九一八”事变所引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画上了最终的休止符。 1931年，沈阳在无可选择中成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起点，1956年，沈阳完美地为这场世界性战争画上了句号。

　　综上所述，辽宁经历了中国抗战的整个过程，最早开始，最后落幕，具有深远的全国性意义和鲜明的国际性色彩，地位不可替代。（谭怡 史冬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