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岂之

　　中华文化公正，不偏激，它不排斥对人类有益的文化，孔子很早就提出“和而不同”、“中庸”之道、“过犹不及”，提出要包容，要相互吸收相互学习

　　必须深入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些核心理念、基本命题和我们的时代结合起来，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结合起来

　　石仲泉

　　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华大地之后必然要与中华民族的历史文明相结合，首先要“吸收和改造”那些更能使之发挥“批判的武器”功能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从而才能成为改变中国面貌的“伟大的论识工具”

　　90多年来，我们尽管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曲线过程，但一直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相融合

　　杨凤城

　　抗日战争时期，在空前的民族危机面前，我党高扬爱国的旗帜，动员民众抗日。而爱国主义往往离不开对国家历史和民族文化的认同

　　党的十六大的报告中又专门阐述了“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而民族精神离开了传统文化便无从谈起

　　陶文昭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是为了更好地指导中国实践。在革命时期为了推翻旧政权，在当今共产党当政时期，这种结合是为了更好地治国理政，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既要用马克思主义克服传统文化的保守、向后的一面，又要注意吸纳历史上治国理政的有益经验，进一步丰富马克思主义的治国理政思想

　　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与强调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并不矛盾

　　理论周刊：近年来，随着“国学热”、“传统文化热”的兴起，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已成为备受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指出，要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要弘扬中华传统美德，这就进一步引起人们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有人认为，强调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与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矛盾的。那么究竟该怎样理解二者的关系呢？

　　石仲泉：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这个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的马克思主义，而是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这个中国实际，既包括中国的现实斗争实际，也包括中国的历史文化实际。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就是经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过程，最后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汲纳中国优秀的传统历史文化，是它根植于中国土壤，为中国人民所接受和拥护的一个重要条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者，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学说，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我们从来认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应该科学对待民族传统文化，科学对待世界各国文化，用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武装自己。在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历史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注意汲取其中积极的养分。”

　　90多年来，我们尽管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曲线过程，但一直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相融合，创造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形式，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即不断与时俱进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都具有博大的吸纳性，相互融合贯通

　　理论周刊：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与优秀传统文化是可以包容共通的？

　　石仲泉：是的。马克思主义既是意识形态，也是文化形态。作为意识形态，它有其鲜明的阶级性和政治性，是一个完全崭新的世界观。但是，它为何能成为世界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首先因为它是继承了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的最先进的文化形态。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这里，首先是被他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即吸收和改造了德国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此外，还有19世纪自然科学的成就等。这说明马克思主义不仅没有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且是“从人类知识的总和中产生出来的”，是人类文明所创造的优秀成果的“当然继承者”。「《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4卷第284页；第2卷第310页。」

　　马克思主义作为这样一种继承了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的最先进的文化形态，也说明它与各民族国家的历史文明有着很大的包容性和共通性。这种包容性和共通性，以及它作为“发展着的理论”的发展性，在来到中华大地之后必然要与中华民族的历史文明相结合，首先要“吸收和改造”那些更能使之发挥“批判的武器”功能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从而才能成为改变中国面貌的“伟大的论识工具”。这既是它作为最先进的文化形态所需要的，也是它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意识形态所需要的。

　　张岂之：我们有五千多年没有中断的文明史，这在世界历史上也是少见的。为什么五千多年的文化始终没有中断？原因在哪里？这说明中华民族本身具有文化内在力和强大的传承力。强大的传承力表现在哪些地方？它公正，不偏激，它不排斥对人类有益的文化。很早孔子就提出“和而不同”、“中庸”之道、“过犹不及”，提出要包容，要相互吸收相互学习，这是很伟大的见解。从传承的角度讲，2500多年前孔子能把这些道理用很精练的话归纳出来，他的弟子和再传弟子们把他讲的话记录下来，几种笔记反复推敲，然后流传至今，到今天的时代我们觉得仍然实用。在孔子的那个时代，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里面没有偏激性，都以公正的态度对待事物，使道家等诸子百家都能对中华民族文化有发展有创造，今天的时代，对马克思主义仍然可以包容结合。

　　马克思主义尽管属于西方文化，与中华文化有很大差异，但两者都有博大的汲纳性，使它们能够融合相通，而不是互相排斥，或一方吃掉另一方。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与中国传统文化有一个遭遇抗拒，逐渐接受，相互渗透，汲纳融合的过程

　　理论周刊：从实践上看，二者融合或者说结合经历了怎样的过程？

　　石仲泉：人类历史的发展是与不同文明的冲突相伴随的。自西方文化在近代进入中国以来，东西方文化的交流、融合，一直在相互冲撞中展开，其中一个核心问题是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与中国传统文化也有一个遭遇抗拒，逐渐接受，相互渗透，汲纳融合的过程。

　　党的早期领导人陈独秀、李大钊等人都谙熟中国传统文化，有极其深厚的“国学”底蕴。陈独秀还有鲁迅等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激烈反传统，既有启蒙的呐喊，也有复兴的呼号。不如是，就不可能高举民主和科学大旗，冲破黎明前的黑暗。在革命呐喊和打倒封建势力、推翻旧世界的革命年代，维护旧制度的腐朽传统文化不能不是主要批判对象。

　　杨凤城：确实如此。中国共产党成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激进的反传统思想背景下，其创始人和最早的一批党员，几乎是清一色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哺育的知识分子，像陈独秀等还是该运动的旗手或弄潮儿。中共成立后不久，又肩起反封建的革命任务，诸多因素综合在一起，导致其侧重批判传统文化的负面。当然，中共成立后，集中精力于实际的革命斗争，并未特别关注文化问题。不过，这种倾向还是时常表达出来，虽然文字不多，但态度是鲜明的。

　　石仲泉：尽管在当年批判时有某些片面性缺点（在后来的革命洪流中也有过头言词和极端行为），但从陈独秀、李大钊等领军人物来看，他们在本质上并没有全盘否定优秀的传统文化，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时还在探寻如何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问题。

　　杨凤城：抗日战争时期，在空前的民族危机面前，我党高扬爱国的旗帜，动员民众抗日。而爱国主义往往离不开对国家历史和民族文化的认同。1940年1月，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党内两位最重要的领袖人物——张闻天和毛泽东先后发表演讲，从正面较展开地阐述了中共对待传统文化的评价和立场。1月5日，张闻天以《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为题发表演讲，在指出封建的旧道德、旧思想、旧制度，复古、尊孔、读经、保存“国粹”等等“没有明天”，“必须用全力扫除”、“愈彻底愈好”之后，讲到“旧中国文化中也有反抗统治者、压迫者、剥削者，拥护被统治者、被压迫者、被剥削者，拥护真理与进步的、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因素……这是值得我们骄傲的。对于这些文化因素，我们有从旧文化的仓库中发掘出来，加以接受、改造与发展的责任。这就叫‘批判的接受旧文化’。”1月9日，毛泽东以《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论》）为题发表演讲，表达了同张闻天相同的立场，只不过更凝练而已。他说：“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绝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1943年12月，毛泽东在一份批语中进一步分析道：“剥削阶级当着还能够代表群众的时候，能够说出若干真理，如孔子、苏格拉底……王阳明也有一些真理。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历史的看法。”翌年7月，在同英国记者斯坦因的谈话中他再次表达了这样的立场：我们信奉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思想方法，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忽视中国文化遗产。“中国历史遗留给我们的东西中有很多好东西，这是千真万确的。然而我们中国有些人却崇拜旧的过时的思想，这些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的中国不仅不适用而且有害。这样的东西必须抛弃。”“我们的态度是批判地接受我们自己的历史遗产和外国的思想。”

　　新中国建立后，延安时期形成的对待传统文化的立场和态度基本上延续下来。“文化大革命”期间，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文化遭到“横扫”，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文革”结束后，对“极左”政治的反思和否定，给理性对待传统文化带来了新境遇，但也面对一个现实矛盾：一是“文革”式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荒唐至极，必须改变；二是“文革”期间的个人崇拜、无法无天等等，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封建传统的沉滓泛起，因而中国依然面临严重的反封建思想任务。所以，必须对封建传统文化进行更深入的批判和清理。这一认识可谓当年大多数有识之士的共识。

　　但是，“文革”式对待传统文化的立场和态度毕竟遭到否定，而且伴随改革开放的扩展，社会与文化环境的宽松，在民间和知识界，中国传统文化开始回归生活或成为研究对象。

　　进入新世纪后，党的十六大的报告中又专门阐述了“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而民族精神离开了传统文化便无从谈起。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速推进，随着国际文化交流交融交锋的不断拓展，随着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与日俱增，也随着中国国内市场经济和社会多元化的发展，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重估，无论在民间、知识界还是在政界均呈现蒸蒸日上之势。

　　如何“批判继承”，是不断探索不断发展的

　　理论周刊：如果概括一下的话，中国共产党人在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中，提出并实践了哪些基本原则？

　　石仲泉：首先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其次是批判改造，推陈出新。如何“批判地继承”，通过改造后“充分地利用”，是长期困扰学界的一个难点。就学术研究而言，至今仍存在简单化地“一分为二”，或贴标签后全盘肯定的现象。再次是古为今用，百花百家。毛泽东具体运用历史文化来“古为今用”也有很多好的例子。比如他对枚乘《七发》的阐发就很典型。枚乘，苏北淮阴人，汉文帝时为吴王刘濞的文学侍从之臣。《七发》是写给吴国的贵族们看的。毛泽东认为这是一篇很好的骚体文，并有所创发。“骚体是有民主色彩的，属于浪漫主义流派，对腐败的统治者投以批判的匕首。”《七发》的气氛颇有批判的色彩。文章开篇“楚太子有疾，而吴客往问之”，一开头就痛骂上层统治阶级的腐化，抨击其骄奢淫逸的生活是生病之根由。“且夫出舆入辇，命曰蹶痿之机。洞房清宫，命曰寒热之媒。皓齿娥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脓，命曰腐肠之药。”毛泽东认为应当引以为鉴戒，作古为今用地发挥道：“这些话一万年还将是真理。现在我国在共产党领导下，无论是知识分子，党、政、军工作人员，一定要做些劳动。”

　　张岂之：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必须要深入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提炼出与我们时代的精神相结合的东西，就是要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些核心理念、基本命题和我们的时代结合起来，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结合起来。中华民族文化中，最基本的道德是什么？仁者爱人。什么是仁者爱人呢？己所不欲，勿施于人。2500多年前我们中国的第一位老师讲的话，今天对大众还适用，还符合我们今天时代的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谈中华文化时，还用了一个词：中华民族具有“修复力”。什么是修复力呢？我的体会就是《左传》里讲的一个故事，国家有灾难了怎么办？大家来解决这个灾难，“多难兴邦”就是民族修复力的一个重要命题。还有历史书里写的愚公移山，也是民族修复力的艺术表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包括了国家层面、个人层面、社会层面，有的借鉴了人类的优秀文化，像法治、平等、自由，但也必须借鉴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比如敬业、诚信、友善，才有生命力。

　　当今时代对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结合提出了什么新要求

　　理论周刊：前面说过，当今时代出现了“国学热”、“传统文化热”。这给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结合提出了什么新的时代要求？

　　陶文昭：马克思主义的强大力量就在于它与中国实际的结合，其中包括与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的结合，这种结合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须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从来就不是为结合而结合，不是进行纯理论推导，更不是书斋中的文字游戏，而是为了更好地指导中国实践。在不同的阶段，为了不同的目的，两者结合的内容和方式等都有所不同。在革命时期为了推翻旧政权，这种结合主要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中反抗的要素。在当今共产党当政时期，这种结合是为了更好地治国理政，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理论周刊：从治国理政这个角度出发，二者在结合中如何寻找切入点？

　　陶文昭：从治国理政出发，当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在以下几个方面要处理好关系，找到结合的切入点。

　　第一，外国与中国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是西方的理论，不仅在地理上是西方的，而且从文化源头也是古希腊以降的西方传统。如果更具体一点，这个西方指西欧尤其是英法德。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存在着中外思想之间的张力。对外来思想的态度，无非是接受或拒斥，进一步说就是接受到什么程度、拒斥到什么程度。近代以来，中国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反复而又没有共识的争论。其中最基础的是体用之争，是中体西用还是西体中用。在意识形态本质上，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毫无疑义，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本体。

　　但是在形式上，在“用”的层面，恰恰是马克思主义要走向中国传统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调中国化，面对中国现实，扎根中国历史，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在这个方面，马克思主义要走向中国传统文化，要在内容和形式上向中国化转变。历史上，佛教也是外来文化，是在中国化后才深深扎下了根。

　　第二，现代与传统的关系。中国传统文化，当然是传统的。这个传统的时间点在哪里？如果以传统文化中最有代表性的儒学而言，孔子是春秋时期的人物，独尊儒术是汉武时期，这些距离今天都是千年以上了。这是源，后面还有很多流，有很多解释和发挥。如果以广义的传统文化，那么儒道释以及其他思想流派更多，时间跨度更大。对于当今而言，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思想，都可以广义地归入中国传统文化之列。

　　相对而言，马克思主义是现代的。在时间上，马克思主义诞生160多年，这个时间也不短了，但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千年相比，还是很晚、很现代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不仅是诞生的时间上不一样，而且立足的社会形态不一样。孔子儒学是春秋时代的产物，长期作为中国封建制度主流思想。马克思主义是资本主义时代的产物，是无产阶级解放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是不同时代思想的结合。是传统向现代看齐，还是现代向传统看齐，抑或两者都向当代看齐？从总趋势上，当然是以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改造传统文化。传统文化要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里面的转化和发展，说到底就是要适应时代的要求。同时还要看到，经典马克思主义本身也要与时俱进，不断时代化。

　　第三，革命与当政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一方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立场，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实现彻底的社会平等，不断消除封建等级那一套。另一方面也要看到，中国共产党获得了执政地位，马克思主义成为指导思想。在治国理政中，要注意吸纳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关社会管理的思想，实现社会关系上的和谐、社会思想上的包容。在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比较成熟。相对而言，如何在和平时期长期执政还要继续探索。社会主义实践中，苏联的剧变，中国的曲折，都有深刻的经验教训。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存在的这几种关系，既要用马克思主义克服传统文化的保守、向后的一面，又要注意吸纳历史上治国理政的有益经验，进一步丰富马克思主义的治国理政思想。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不是板块式拼接，而是化学式反应，生物式融合

　　理论周刊：关于二者的结合，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陶文昭：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要不要结合、能不能结合，这不是问题。前面所说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已经加以证明。问题在于如何结合，结合的方式、结合的程度等等。

　　结合一词很微妙。如果两者完全相同，就用不着结合。如果两者完全不同，则根本结合不了。结合在于寻找两者的贯通和互补之处。以上的外国与中国、现代与传统、革命与当政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差别、重要矛盾。两者的结合就是根据治国理政的需要，从微观、中观到宏观探寻内在的机理和具体的机制。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不是板块式拼接，不是积木式地叠加，不是物理式混合，而是化学式反应，生物式融合。各个具体方面如何结合，还是一个探索的历史过程。从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治国理政的中国化，还是任重道远的过程。

　　总之，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忠实的传承者的论述，是对中国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继承发展的正向关系的厘清，确立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的地位，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经典论述

　　从孔夫子到孙中山，应当给以总结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说：“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

　　1957年，周恩来在杭州群众大会讲话时说：“‘五四’时期提出打倒孔家店是完全应该的，孔家店是要打倒的。可是现在对孔子就应该全面评价，对他的一些好的地方，就应该给予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