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庆雄 漫画

　　最近，让座事件再起风波，只不过场景移换至动车上。女儿带着年过80岁的老母到成都看病，没有买到全程坐票，在她们占据一个女生的座位后，女生上车，不顾老人女儿的请求，拒绝让座。之后一中年男子为老人让了座，老人女儿说：“年轻人应该多学学。”座位主人说：“坐自己位置错了吗？” 网络调查显示，广大网友基本都支持拒让座女生。让座这件“小事”为何总是引发争执？本期“思与辨”就此类现象进行讨论。

　　除非权利支配人在没有胁迫等情况下作出同意让与的表示，否则第三人无权就该座位的使用索取超出其权利范围的主张

　　主持人：你们怎么看待动车上座位主人不给老人让座的行为？

　　和静钧：对于有座号的座位，应依车票上记载的内容确定权利与义务，持票人有权获得与票面记载内容一致的服务，经营者有义务排除干扰以确保持票人获得所承诺的权利，这些权利的基础就是合同契约法的基本原则。这女孩依合同原则，是合法的该座位使用人，第三人若欲取得该座位的使用，就得向权利支配人（女孩）平等友好协商，除非权利支配人在没有胁迫等情况下作出同意让与的表示，否则第三人无权就该座位的使用索取超出其权利范围的主张。“年轻就该放弃权利”，这是一种误导。

　　刘国强：从个人权利角度看，该女生不让座的行为并没有错。火车座位是与所购车票相对应的，购票者拥有对该座位的支配权和使用权，这不像公共汽车，给老弱病残孕让座可视为一种义务。但从更普遍的道德义务来看，此举仍有欠妥当，在公共资源无法满足社会普遍需要的情况下，需要人们依据其道德信条，适当做出权利的让渡，这是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志。古语有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在自己的父母处于同样的境地时，也希望他人能予以体恤照顾。因此，坚持让老人让出座位，而且心安理得，是一种道德冷漠。

　　张敬伟：动车、飞机等远程交通工具，和城市里运行的公共交通工具有着本质差别。前者，关涉的是市场契约下的权利问题；后者，除了乘车人的权利，还兼顾了特定群体的“特权”——如老弱病残孕专座的设置。简言之，动车上的乘客，让不让座是自己的权利，乘客没有义务去给特定人士让座。当然，如果有人在动车上给老人让了座，如那位中年男子，则是令人赞赏的行为。

　　女生不让座，是权利本分；中年人让座，则是道德情分。道德情分很高尚，权利本分也无可厚非

　　主持人：老人的女儿有没有理由去指责拒绝让座的女生？

　　和静钧：在此案中，同时存在“道德绑架”和“道德说教”。老人女儿试图让女孩让出座位的理由就是因为是老人，给老人让座是道德原则，这是道德原则绑架法律原则，即所谓的“道德绑架”。在中年人乘客依从道德原则，让出座位给老人后，老人的女儿呼吁女孩要向让座的中年人乘客学习美德，就是“道德说教”。不论是“道德绑架”还是“道德说教”，其本质就是把道德责任推给别人，而自己是否首先尽到了应尽的道德责任则在所不问，这样的人就是我们所说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女孩不愿做“被迫的利他主义者”，从而在一定时空环境下承受了道德压力，成了一定时空环境条件下的“坏人”。这就是社会，社会同时有有形的法律规则，也有无形的道德规则，它们相互争夺“对错裁决”的支配权，女孩自己觉得很枉屈，可以理解。

　　张敬伟：老人的女儿没有理由指责女生。她对座位主人的任何不满，都构成了道德绑架，事实上也是如此。当此事件发酵，公共舆论几乎一边倒站在不让座女生一边，不是公众逆反，而是老人女儿的指责太令人生厌。乘客购票时就决定了是有座还是无座，这也构成了一定的契约关系。如果契约关系打破，整个乘车秩序也就紊乱了。法治社会的基本原则是权利和义务的对等。对社会事件的评价，应将法治关系放在第一位，其次才是道德评价。动不动就拿起道德的大棒，不利于法治理性的涵养，更不利于公民社会的养成。如果是基于个人利益而对他人施以道德绑架，则是自私。

　　在动车让座问题上，老人的女儿模糊了市场和道德的边际，也混淆了权利和道德的关系。简言之，女生不让座，是权利本分；中年人让座，则是道德情分。道德情分很高尚，权利本分也无可厚非。

　　刘国强：不能说这种指责没有道理，但道德应先求诸己，而非先以责人。在生活中，尤其是涉及自身权益的时候，我们容易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对他人的行为作出评价，但往往因此忽视对自身的反省。正如前面所言，女生不让座的行为是一种道德冷漠的表现，老人的女儿无疑会对其产生不满情绪。但道德不是强制性义务，老人的女儿应预想可能产生这一情况，并反思自己的准备失当。当有人让座后，则对让座者充满感激之情，而不能将其转化为对不让座者的道德指责。这种指责在某种意义上也弱化了让座者的道德情怀，使其让座行为似乎变成应尽的义务，而非道德高标之举了，这是受让者缺乏感恩之心的表现。这大概也是这一事件中不让座女生受到较多的支持的原因之一吧。

　　道德是一个人的内心信条和处事原则，不管媒体报道了多少老人不懂感恩的新闻，都不能构成自己在相应情况下回避道德责任的理由

　　主持人：为老人让座一直被看做理所当然之事，然而现在让不让座却成了舆论场上备受争议的“不老话题”，为什么争议会越来越多？

　　张敬伟：现在的争议越来越多，一方面是传统的道德评价在作怪，另一方面是现代权利意识在苏醒。值得一提的是，“让座”争议多了未必是坏事，所谓理越辩越明，在多元的社会舆论评价中，平衡道德、法治、权利、市场这些现代社会的多元要素，从而使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加理性、务实、有温度。

　　和静钧：现代社会或社会现代化的标志就权利意识的勃兴，“让座”这样理所当然的伦理原则被权利意识所触发，证明我们的社会现代化进程在加深，把它解读为社会进入自私自利的社会是不对的。尊重法定或约定的权利、服从法定或约定的义务，是现代社会的特质与秩序。现代社会自有现代社会的办法来解决这类问题，如增加“爱心座位”的公共产品供给、强化监护人的责任。如在此案中，若发生在国外，老人的女儿因冒险地让老人承受本可以避免的风险，而被指控监护失职或不当，受到一定的惩罚。

　　刘国强：媒体所报道的个案，并不能反映现实交往中给老人让座这一社会礼仪的实际状况，可能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在类似情况下仍然大多会主动让座。从此前媒介报道的情况看，让座引起争议的原因很大一部分是源于老人的过错，他们将他人的道德义务变成了自身的强制性权利，辱骂甚至殴打确有特殊原因未能让座的年轻人，这样的报道建构了某种为老不尊、不懂感恩的老人形象。但实际上，这样的老人也只是极少数。道德是一个人的内心信条和处事原则，不管媒体报道了多少老人不懂感恩的新闻，都不能构成自己在相应情况下回避道德责任的理由。

　　主持人：尹传刚（深圳特区报评论员），嘉宾：和静钧（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刘国强（四川外国语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张敬伟（察哈尔学会研究员、香港天大研究院特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