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务学堂诞生在维新变法的浪潮之中，其存在不过短短一年，却在中国教育史上书写了璀璨一页。文史大家杨树达曾言：“以一短命之学堂而能有如此事业者，古今罕见也。”

　　这所学堂究竟流淌着怎样的血脉和精神？日前，当代书院史研究的领军人物、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邓洪波先生接受本报记者专访，为读者讲述时务学堂的历史意义和当代价值。

　　记者：从办学初衷上看，时务学堂如何有别于其他书院？

　　邓洪波：时务学堂坚持以“报国、御侮、创新”为宗旨，“提倡新学，鼓吹维新”“以政学为主义”，培养“学通中外，体用兼赅”的新人才。有别于传统书院服务科举的教育目的，它的办学宗旨是培养抵御外辱、救国强国的新式人才。因此，时务学堂培养出来的学生都特别关心时政，都“意气风发”，“或谈学术，或论政治，或研讨国内外时事”，“皆自期许有慨然以天下为己任之志”。这既是湖湘源远流长的爱国主义传统的发扬，也与岳麓书院“心忧天下”“经世致用”思想一脉相承。

　　戊戌变法后，学生林圭、李炳寰、秦力山、唐才质等参加了唐才常领导的自立军起义，投身反清斗争；头班学生中年纪最小的蔡锷后来成为辛亥革命中反袁护国的主帅，都与时务学堂贯彻“以政学为主义”的教育分不开。可以说，时务学堂揭开了湖南近代学校登上政治舞台的序幕，成为近代中国“以政学为主义”的典范。

　　记者：时务学堂的启蒙教育不仅在于教育本身，更在于促进了湖南乃至全国思想界的大解放和社会风气的大开放。有哪些表现？

　　邓洪波：湖南为中国中部内陆省份，三面环山，北有洞庭湖，环境相对闭塞。有人曾说，“湖南是中国最保守的省份之一，其最明显的表现就是拒绝接受西方先进文化”。维新运动兴起后，时务学堂推波助澜，湖南学习西方新学兴起，对外开放风气明显。与此同时，时务学堂讲新学，开民智，促进了湖南的思想解放，进而移风易俗，推动了湖南社会风气的开放。

　　值得一提的是，时务学堂宣传反对封建专制，启发人们要救中国必须维新变法。革命性的启蒙教育，不但在学生中反应强烈，在社会上也如一枚重磅炸弹，引起了前所未有的震动。后来的自立军起义、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留日留法勤工俭学、农民运动等，湖南都走在全国的前列，这都与时务学堂中的启蒙教育等密切相关。

　　记者：时务学堂为中国高等教育近代转型作出了可贵探索。有哪些地方值得今日中国教育改革借鉴、传承和发展？

　　邓洪波：首先，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是核心。大学不在于大楼，而在于大师。时务学堂虽办学条件艰苦，但它拥有一支优秀的教师队伍，如中文总教习梁启超，西文总教习李维格，学校管理人员包括熊希龄、王先谦、谭嗣同、蒋德钧、李维翰等，教习唐才常、杨毓麟、韩文举、欧榘甲、叶觉迈等都是学贯中西的大学者。梁启超每天除上课4小时外，还要批改40名学生的札记和课卷，每一札记或课卷都要写批语，有的长达上千言，为批改札记和课卷，常常彻夜不眠，以至病倒。有如此敬业的大师，培养造就一批名人志士也就不难理解了。

　　其次，创新教育内容和教育教学方法是关键。时务学堂在教育内容、课程安排上，将中国传统书院教学内容与西方大学教育教学课程有机结合，包括溥通学与专门学，相当于今天的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强调对近代西方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通识知识和专业知识的学习。在教育方法上，将中国传统书院教学方法与西方大学教育教学方法有机结合，采用讲学制度，既有堂上讲授，也有同学会讲，还有札记册、问答法和讲学制度等教学方法，这些方法既植根于书院传统，又让人耳目一新，学生也“深造有得，旁通发挥”。

　　此外，优质生源也打下了良好基础。时务学堂有着严格的招生录取、分类培养、甄别挑选制度。其招考审查和招录的严格程度超乎想象。第一次考试吸引了4000多名考生报考，结果只录取了40名，仅为1％。这还不算完，到了第二年4月，时务学堂又根据学生平日功课分数及性情举动再度审查，第一班40名同学甄别完之后，正式学生只剩下27人。蔡锷、范源濂、杨树达等就是该班的学生，被世人称为“天下第一班”。

　　（本报记者 刘梦 龙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