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人：尹 烨（华大基因CEO）

　　周飞亚（本报记者）

　　记者：在《基因传》里，作者几乎完全没有提到转基因。在中国，“转基因”一词所引发的种种争议，堪称科学传播史上的经典案例。如何看待这种差异？

　　尹烨：任何技术都有两面性，引起的争论涉及科技、经济、文化等多方面，观点不同很正常。这样的情况下，“充分知情、自愿选择”尤为重要。

　　另外，自从CRISPR—Cas9基因编辑问世之后，转基因已经是一种“落伍”的技术了。人们对转基因技术的不信任，主要是担心生物体引入外源基因后，会产生不可知的“危害”。而基因编辑技术不会插入任何外源基因，只是通过调整生物体自身的基因来达到目的。这就从源头上避免了争议。

　　记者：从业内角度来看，你认为《基因传》还有哪些不足？

　　尹烨：可能囿于资料所限，从二代测序的内容开始，这本书对行业的整体把握不够全面，物种基因组、合成生物学、工具升级引起的测序革命、二代测序技术进步带来的基因认识革命等方面写得较浅。

　　另外，书中少有提及中国科学家参与的项目。比如：我国科学家于1965年完成了结晶牛胰岛素的全合成，是世界上第一个人工全合成的蛋白质；1971年，我国的吴瑞先生就已经发明了第一个DNA序列分析方法，也就是引物延伸策略，启发了后人的测序研究；广医三院的刘见桥教授带领研究团队，运用基因编辑技术，从胚胎层面修复地中海贫血、蚕豆病等遗传疾病的基因，是全球首次将基因编辑技术运用于人类二倍体胚胎的研究；2017年，酵母基因组人工合成项目取得重大成果，完成5条染色体的从头设计与全合成，中国科学家团队的贡献占完成数量的66.7%，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优化算法，中国科学家完成了大熊猫“晶晶”基因组精细图的测序和组装工作，该成果证明了短序列也能组装成完整基因组，并将成为基因组绘图的国际标准。

　　记者：请分别从科技水平和产业发展的角度，介绍一下中国基因技术的现状，与世界相比，我们处于什么阶段？

　　尹烨：中国没有错过生命科学发展的黄金时期。早在1999年，中国便加入了人类基因组计划，承担1%的测序任务，是参与该计划的唯一一个发展中国家。此后，中国又参加了国际人类单体型图计划，并完成了水稻基因组计划、家蚕基因组计划、家鸡基因组计划、第一个亚洲人全基因序列图谱等多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科研工作，如今在基因组科学方面已走到了世界最前列。

　　相关成果可以参看《基因组学》，这是参与了人类基因组计划的杨焕明院士和他团队的十年心血之作，堪称中国该领域第一本知识体系较完整的教科书。

　　从产业规模来看，中国基因测序市场的增长也仍将在未来引领全球。在生命科学的时代，一个国家拥有更多的基因资源，能对基因资源进行更好的认知和利用，就有更大的优势。另外，目前除美国外仅有中国具备测序仪的制造能力，且成本开始领先，这也为中国在基因领域持续引领铺平了道路。

　　如果说21世纪是属于生物工程的世纪，中国科学家在世界舞台上的演出才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