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国务院决定再取消和下放58项行政审批项目，取消67项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事项，被认为“含金量很高”。

　　新一届政府履职以来，简政放权步伐不断加快，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数量空前，政府效能和市场环境得到不少改善。但不容忽视的是，在这一过程中仍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其中“选择性放权”的现象就十分突出。有些部门虚晃一枪，将早已淘汰的审批项目列入名录，以图蒙混过关；有些对责任重、程序繁、收益少的审批下放不含糊，“扩权增收”的项目却紧紧攥在手里；还有些打着“放”的旗号，实则以“红顶中介”代而收之。此外，由于权责不对等、权能不相符，权力下放后责任没人担，工作接不好、不敢接、不愿接的现象也比较普遍，这些都让放权效果大打折扣。

　　种种乱象，原因为何？“私利”、“私心”恐怕是重要症结。一些部门小算盘打得一个比一个响，一味纠结放权对自身的影响。在他们看来，放权就是上头交付的差事，能应付就应付，能敷衍就敷衍。他们将放权视作权力博弈，认为这是将自己的“肉”割给别人。如此思维，自然是责任“踢来踢去”，好处“抢来抢去”，推诿扯皮、讨价还价。这样的放权当然放不到位，反倒演化成了另一种形式的庸政、懒政、乱政。

　　简政放权是政府职能转变的突破口，其出发点和关键点不在于下放多少具体审批事项，而在于理顺整套体制机制，激发经济社会发展活力。理顺体制、激发活力，首先是要划清政府的权责边界，弄清哪些不可为、哪些必须为，既不能大包大揽，也不能当“甩手掌柜”。进一步看，简政放权关键在于放权给社会，放权给市场，而非上级权力放给下级，也非甲部门放给乙部门。“衣兜揣进裤兜”，行政体系内部转圈圈，这不是真正的放权。该管的坚决管好，不该管的坚决不管，既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才是简政放权最大的“含金量”。

　　当前，我国正处于爬坡过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的任务甚为艰巨。时不我与、时不我待、时不再来，改革贵在行动，政策重在落实。各级政府惟有冲破部门利益、局部利益、短期利益的藩篱，鼓起勇气向自己开刀，才能把精力集中到事关长远和全局的重大事项上来，为全体人民带来更多改革红利。